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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365sb.com】制度性改变或在西方发达国家萌芽

18 6月 , 2020  

哈佛大学出版社将于2月出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的新着《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围绕该着作及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本报记者采访了科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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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兹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导致的后果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要流派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对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近期,SSA的代表人物大卫·科兹出版了新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对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兴起、付诸实践后造成的后果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自由主义已陷入“结构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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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365sb.com】制度性改变或在西方发达国家萌芽。一、新自由主义与结构性危机

2008年起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至深,时至今日仍困扰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作为少数成功预测这场危机的经济学家,科茨认为,这次危机不只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严重衰退和金融恐慌,其实质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单纯依靠持续性的政策调控难以帮助一些西方国家摆脱经济停滞,“解决此问题需要深刻的结构性重组”。

  

理论界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由理论转变为国家政策的历史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为何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取代?滞胀危机在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基于SSA理论体系,科兹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见解。

在接受采访时,科茨简要回顾了自19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他说,19世纪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危机,而伴随大型企业和银行的出现,以及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加强,其经济状况逐步稳定,但同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抬头。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直到40年代晚期,随着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即“管制型资本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管制型资本主义是在劳资妥协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管制。经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口增多,管制型资本主义也遭遇危机。“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危机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之所以长期关注经济危机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危机可以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它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构想。本文借鉴SSA理论分析了当前经济危机对今天可能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的启示。

佩里·安德森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崇拜市场万能的、迄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福山则将其视为“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更多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特定经济理论范式或政策框架,如强调经济政策稳定性的货币主义及其相关理论,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策。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科兹将其拓展为资本主义特定的制度模式,包含与之相联系的主导思想,其中最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发生在全球经济、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劳资关系及公司部门等四个方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受到追捧,并带来了新的变化:劳资谈判被边缘化,政府对企业和市场逐渐去管制化,国企和公共部门陆续私有化,大幅削减有利于工人的社会项目。”应该承认,新自由主义为西方国家带来了一段较长时期的温和增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财富分配不平等这一副产品。另外,一系列大型的资产泡沫将经济推向了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最终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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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解释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的重大变化,只是为这些变化提供辩护。如无视市场失灵而一味主张市场化、宣扬市场万能等等,因此其理论难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科兹对新自由主义辩护性本质的认识与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类似,它们都将某一特定制度视作永恒的、不变的,而非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辩证认识。

科茨表示:“无论何种资本主义形式,其推动经济扩张的能力都不是永恒的——它会在十年或数十年时间内,从推动资本积累的结构转变为阻碍资本积累的结构。此时,该体系就进入所谓的‘结构性危机’。与正常的周期性经济萧条不同,结构性危机既无法通过自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得到解决,也无法通过政府政策得以解决。它的解决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制度,辅之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以此再次促进经济积累。”

  一、当前经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

2、新自由主义为何兴起:调节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新自由主义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www.365sb.com】制度性改变或在西方发达国家萌芽。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兴起原因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仅限制了个人自由,还影响了经济绩效。因此,当民众意识到数十年来国家主义造成的危害,自由市场思想和制度就重新出现。第二种“金融主导理论”的解释,这种理论认为,作为调节资本主义期间大企业的附属部门,金融部门于20世纪70年代危机后占据主导,导致调节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变。第三种解释是“技术决定论”,这种理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基础上尝试从技术变革角度给出解释,认为新技术特别是信息与通讯技术,瓦解了集中化生产和决策制定的基础,同时降低了由市场关系协调的分散化生产体系的成本,从而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

在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是不可偏废的两个目标,应当兼顾统筹,而不能走向其中任何一个极端。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提倡市场效率,但过度依赖市场不但不能保证公平,反而会因为在分配环节有失公平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再生产。科茨提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放松,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时,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的收入占比已超过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如今,分配不公问题显得愈发突出,一方面,商业税和富人税被不断下调,使得富人在社会分配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过大使中产阶层与低收入阶层无力消费,从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资本主义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一种是经济周期性衰退,尽管经济活动的低迷给失业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它也是一种自我纠正。“自我纠正”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会使经济衰退结束,并让位给经济扩张,而无需任何制度性变化。凯恩斯类型的国家反衰退政策措施可以加速衰退的结束,但即使没有它经济衰退也会结束。

科兹认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解释歪曲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增长的黄金时期正是在国家主义下取得的成绩这样一个事实;“金融主导理论”忽视了新自由主义是得到了非金融资本家的支持才得以发展的事实;而新技术通过收集大量信息降低中央决策的成本,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加集中的经济,更富效率且对未预见的事件反应更灵活。

另外,在与资方的博弈中,工人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科茨说:“劳资妥协也被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新劳资关系取代。”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完全统治了劳动。他举例说,长期稳定的工作逐渐被短期工作和兼职工作所取代;在经济发展向好、企业利润上涨的情况下,工人工资却不升反降;低收入者的收入越来越微薄,只能聊以糊口,等等。在劳资关系失衡的状况下,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固化,社会矛盾愈发突出严重。

  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即结构性危机。有人认为,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不同寻常的经济周期性深度衰退。由于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再次开始扩张(尽管进展缓慢),许多分析家据此声称这场危机已经结束。有人警告说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生“双底”衰退,但这曲解了当前经济危机的性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陷入结构性危机的泥沼之中。

根据SSA理论,调节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并提出用结构性危机这样一个系统性概念来解释不同社会积累结构之间的转换。结构性危机,就是除非进行重大制度性重构否则就无法解决的危机。科兹认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每个连贯的制度结构,即每个SSA,均以推动利润获取和稳定的资本积累过程为核心。经过十年或数十年,每个SSA都会从推动利润获取和资本积累的结构转变为其障碍,并进入结构性危机时期。危机时期将持续直至新的SSA构建完成。

新自由主义加剧南北发展不平衡

  结构性危机在两个方面不同于经济周期性衰退。首先,结构性危机不只是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之类的经济活动指标在量上的下降,而是较长时期里经济的相对停滞和不稳定,就像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过的危机那样。结构性危机通常开始于经济衰退,但它涵盖的周期更长,包含一个或多个经济活动的上升阶段。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933年到1937年都在增长,但它仍然是一个以持续的高失业率、不景气的私人投资以及经济不稳定为标志的结构性危机。经济活动本身的好转,并不一定标志着结构性危机的结束。

因此,作为不同社会积累结构间转换的过渡阶段,结构性危机持续时间或久或短,最终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从历史上看,凯恩斯主义从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兴起,但逐渐演变为经济稳定、利润获取和经济增长的障碍,最终在滞胀危机即其自身导致的结构性危机中衰落。解决滞胀危机的制度变化主要发生在劳资关系调整、放松对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限制、市场原则渗透到社会经济各方面等,而这些制度调整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套新的制度体系、另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即新自由主义制度结构。

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间的相对自由流动是新自由主义的一大特征。新自由主义者提倡淡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虽然这有利于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但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因此在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中其常常处于弱势地位。新自由主义使得世界金融市场被发达国家高度垄断,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居于从属地位,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则更加依赖国际贸易而非国内需求。

  结构性危机区别于经济周期性衰退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前者不能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或者通过国家的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只有通过重大制度重构才会结束。结构性危机标志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为资本持续带来高利润和为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提供架构的能力的终结。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危机需要改变特定的劳资关系形式、资本竞争的性质,以及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它大大影响了前三种关系。这种结构性危机的观点是建立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SSA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自相矛盾的新自由主义

科茨表示,如果一国的外贸依存度太高则会产生很大的联动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风险将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中被不断放大,一旦国际经济整体不景气,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高风险的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却明显小于发达国家,这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发展不平衡进一步扩大。

  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呢?资本主义从来不是只作为单一的资本主义存在的——
它总是在每个时期和每个国家采取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通常能带来20-30年的高利润和相对稳定的经济扩张。最终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内在的矛盾变得尖锐化,削弱了它继续促进高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能力。

新自由主义承袭理性经济人假设,标榜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最有效的,政府动用公权力将侵犯个人权利、导致经济无效率。然而,这种完全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自相矛盾的。

对此,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表示:“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失败,而印度和中国用自己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要好得多。”

  例如,二战后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25年的高额利润和稳定的资本积累,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或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危机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已经构建起来了,也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高度统治,国家对国内和全球经济中的市场活动放松管制,大公司之间不受约束的竞争,解除管制的金融部门大大脱离了生产部门,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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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扬没有经济基础的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错误地将不受政府管制的市场称为自由市场,并将自由市场等同于经济自由。科兹对此进行了深入批判。

为再次把经济带回稳定发展的道路,科茨在书中讨论了未来改革的可能方向。他强调,政府应当发挥重要作用,确保劳资双方共同分享经济进步创造的成果。同时,科茨还乐观地估计,一种制度性改变,即超越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在今后五到十年内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出现”。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约25年的高额利润和长期经济扩张。始于2008年的当前危机不是一个经济周期性的衰退,而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对劳动的完全统治,这对利润是有利的。然而,要实现利润,产品就必须被出售,从长远来看,就需要一些人支出大于收入,而能够通过借贷进行消费。资产泡沫——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场泡沫和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家庭财富增长的源泉,以此为担保家庭可以借入资金来用于消费支出。放松管制、追逐风险的金融部门既通过提供用于投机的贷款推动了资产泡沫,同时也愿意向以因此而形成的资产泡沫财富为基础的家庭提供借贷。美国股市在2000年的崩溃造成了经济的衰退,但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使消费者大肆支出促成了2001年之后的又一次扩张。房地产泡沫在2006—2007年间开始紧缩,导致了美国消费和投资支出的急剧下降,并且造成2008年经济的陡然衰退。由于美国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最后的消费者,它对大部分全球经济需求的迅速下降,就引发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

首先,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经济自由,是对资本而言的,对雇佣工人而言则意味着对资本的隶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资本有投资项目、地点、规模、雇佣工人的选择自由,而工人只能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甚至面临被解聘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工人却受国籍限制无法流动。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追逐风险的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的资产泡沫造成了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不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没有呈现出任何迹象的美国家庭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稳步上升,在2000年以加速度增长。其结果就是1980年到2007年间家庭债务相对于税后收入的成倍增长。只要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如此高的家庭债务水平就是可以维持的;一旦它出现收缩,推动利润和产出增长的家庭借贷的上涨也就结束了,因为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紧缩开支。

其次,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即使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贫富差距反映了经济贡献的不同,因此是合理的;其支持者们提出所谓“涓滴效应”,认为富人更富后会增加投资,从而带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因此穷人也从中受益。然而事实是,工人工资长期停滞,增长率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富人收入份额的快速增长并未如其许诺的那样向下滴流,反而都投向投机性的金融部门中。

  金融部门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实际资本积累中起了核心作用,这一点不是通过为生产性活动融资,而是通过推动资产泡沫和向家庭提供不明智的贷款间接实现的。这种高度投机的金融活动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主要金融机构自身也越来越多地借贷,通过增加它们的杠杆率来提高利润率。从1980年到2007年金融部门的债务相对于GDP显著增长了6倍。这一战略是有效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在利润总额中的份额迅速上升,2001—2005年期间达到公司总利润的34%—40%。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杠杆作用就会在同一时间逆向运行,金融部门持有的高风险资产的市值会急剧下降。这种双重打击使美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突然破产。

可见,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经济自由,在工会力量削弱、税率降低、政府去监管条件下,对资本而言的确是自由化的过程,但对工人而言实际上缺失的恰恰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制约,而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在资本追逐最大程度利润的本性驱动下,资本家不断压低工人工资,工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其对资本的隶属程度在不断加深,毫无自由可言。即使在标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当代西方社会,实现的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平等,生产关系上的鸿沟不仅无法跨越而且越拉越大。

  当前的危机包括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恐慌与崩溃。中央银行支持银行和财政刺激支出来阻止实体部门的迅速衰落,这些强大的国家干预政策至少可以暂时中止衰退和恐慌。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解决2008年出现的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促进利润增长和稳定积累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

  

  二、重构时期

  

  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当权者的最初反应都是试图通过政策转变和微小改革以恢复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活力。每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形式都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与每种资本主义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尤为持久,即使在面对动摇其主张的事件时也是如此,比如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和稳定的,2008年金融崩溃就冲击了这一思想。

  在2008年秋银行面临破产、实体部门一落千丈之际,快速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有关理念得到了短暂的恢复。当提到救助银行时钱不是问题。然而,一旦银行被救助摆脱困境和实体部门停止崩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就会被大众媒体、主流政策分析家和政府官员大力重申。尽管有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仍大声疾呼财政紧缩,这迅速成为新的普遍认同的看法。

  这些倒退的政策不能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重焕活力。这些政策在英国、爱尔兰和希腊的贯彻执行只能加剧危机的恶化。在目前条件下的财政紧缩政策会使总需求下降,降低产出和税收收入,并倾向于增加公共债务的负担而不是减少。

  在目前阶段试图恢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运转的做法不可能持久。持续停滞将会引发社会抗议浪潮的高涨和政治的不稳定。甚至精英也会很快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微小改革不会有助于实现他们增加利润和促进经济稳定扩张的最终目的。如果经济继续停滞不前,在短短几年内我们有望看到一场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斗争,这场斗争将把部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和群体卷入其中。也就是说,我们将很快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重大的制度变革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制度变革的方向不会轻易被任何少数群体所控制。

  任何政治经济规律都无法预测围绕制度变革方向展开的斗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根据历史经验,唯一可能预测的是,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之后,国家在经济中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前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它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场危机被二战后出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消除了。从当前危机中很可能会出现某种国家管制经济的形式,但它可能采取诸多不同形式中的任何一种。

  

  三、替代的可能性

  

  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着经济结构调整,但所有国家不可能都采取同样的重构路径,尽管自由主义形式资本主义的崩溃所产生的影响迫使各地都要增强国家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每一种制度形式都是围绕着劳资关系的性质建立的,这也是它的核心特征。资本主义内部的劳资关系大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资本能比较充分地支配劳动,正如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下那样。第二种,劳资之间出现妥协,双方分享积累和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正如在以前国家管制型的资本主义下那样。建立在劳资妥协基础上的最常见的制度结构形式是二战后在欧洲一些地区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劳动战胜资本,这意味着将超越资本主义而通向社会主义,因为如果劳动完全主导资本时,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众运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民众运动仍然处于低潮,最有可能出现一种建立在资本家比较彻底地统治劳动者基础上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尽管资本家完全支配劳动者通常与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情况也不尽然,在未来也不一定是这样。资本家主导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有两种可能类型——法西斯主义形式和较温和的社团主义形式。两种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本家通过国家以及支配公司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工来调控经济,它们用同一种手段来解决劳工力量薄弱、工资停滞不前而利润却快速增长造成的总需求问题,即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需求问题。

  法西斯主义在这里是指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通过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或宗教团结来反对“其他”群体,以期找到支持强制性国家的群众基础。其中一个方面是幻想有望回到想象中的和理想化的过去。这种制度产生了与大资本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的、军事化的国家。上涨的军事开支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工资停滞所带来的利润实现问题,并会带来一段时期的利润上升和经济扩张。法西斯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往往会制造侵略和战争,尽管过去也有一些法西斯国家,如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存在了几十年也没有发动对外侵略。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对大部分垄断资本来说可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这种看法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了威胁。法西斯式镇压势必会激发民众的抵抗,这些抵抗运动能够联合社会的很多阶层,并最终危及资本主义的生存。资产阶级民主似乎最能保证资本主义长时期的再生产。在美国和英国等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文化并不太容易接受与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统制式的社会生活。

  资本家主导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较温和的形式是社团主义。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民主受到保护,而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有效地调控经济。要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需求问题,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政府支出。金融危机开始后不久,美国的一些右翼分析人士宣布放弃了他们先前所反对的“大政府”的主张,转而支持关乎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以及创新补贴的庞大国家支出计划。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高企的政府负债水平可能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障碍,因为这种调整依靠长期增加政府支出来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利润实现问题。美国在1946年至1947年立即进行了战后调整,二战结束时的巨额联邦债务并没有阻止其后几十年联邦政府支出的不断膨胀。与今天赤字鹰派的警告相反,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通过借贷和税收来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不持续增加公共债务负担。只要政府支出的财政赤字部分上升的速度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有可能的。

  法西斯式的或社团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除了资本家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强大的、开支庞大的政府以外,还需要一些附设的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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