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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365sb.com印解密中方62年档案 称印忽视中方开战前警告

3 7月 , 2020  

《印度教徒报》网站近日登载阿南什·克里希南的文章,中国1962年10月20日发动对印度的进攻3个月前,一位中国高层官员在与印度外交官的一次会谈时警告说,如果印度部队不停止继续在西段的推进,中国将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被忽视的警告——据最近解密的中国文件称。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
据耿爽介绍,中印两国政府往来文件显示,印度独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代表印度政府多次明确承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确定了中国西藏同锡金之间的边界。最近,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界进入中国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南部洞朗地区,引起广泛关注。面对中方要求印度汲取历史教训、尽快撤军的警告,身兼国防部长的印度财政部长阿伦·贾伊特利在回应中表示拒绝,并称印度已非1962年的印度。外交部公布印军非法越界照片,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过两国承认的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再次给出具体证据,证明印方曾承认《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确定了中国西藏同锡金的边界。据耿爽介绍,中印两国政府往来文件显示,印度独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代表印度政府多次明确承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确定了中国西藏同锡金之间的边界。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表示,“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是由1890年的英中条约所确定,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定。”同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复信周总理时明确表示,“1890年的条约确定了锡金和西藏之间的边界。这条线在1895年加以标定。关于锡金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耿爽说,从上述可以看出,印方现在的做法无疑是对印度政府一贯立场的违背。在被问到“中方为何认为这次印度边防部队的越界行为性质比以往更严重”时,耿爽说,此次印军越界事件发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已定边界,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边界地区的边境摩擦对峙有本质不同。耿爽说,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印度历届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对此予以确认,承认双方对锡金段边界走向没有异议。“条约必须遵守,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印度派武装力量越过已定边界,违背历史界约,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性质非常严重。”印军方非法越界进入中印边界锡金段,却打着维护不丹主权的名义。3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据中方了解,对于印度边防部队越界进入洞朗地区,不丹方面事先并不知情。
耿爽说,印方为了掩盖印军非法越界,不惜歪曲事实,甚至不惜以损害不丹的独立主权为代价,试图混淆是非,这是徒劳的。中方对印度和不丹之间保持正常的双边关系不持异议。但我们坚决反对印方以维护不丹的利益为借口,为其越界侵犯中国的领土来正名。随着事件持续,已有不少国人提出疑问,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界事件发生已有时日,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修路本就合理合法,那么为何中方不对越界印军进行武装驱离呢?笔者认为,国家保持克制首先与我们坚持睦邻友好的长期国策有关,同历史上处理中印争端的立场一以贯之。历史上看,中国军队从未随便动怒,奉行不打第一枪的“有理、有利、有节”。即便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我们最初也不想打,希望和平谈判解决,因为中印过去是朋友,在反帝反殖民主义方面也有着类似命运,中国不愿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最后自卫反击实属无奈。同彼时一样,武装驱离仍是我们不愿使用的下策。到目前为止,和平解决这次印军非法越界事件的牌尚未打完。我外交部门在北京和新德里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双方外交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通过对话解决不是没有可能。但印方在这次非法越界事件中仍叫嚣着“对抗”的人也应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通过外交渠道和军事交流机制未能及时解决问题,中国军队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处理不当的话,中印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不是毫无可能。印方某些人之所以敢于跟中国叫板,甚至叫嚷现在不是1962年,很可能是认为中方目前在事发边界的兵力并不绝对占优。他们错误地认为,印方可以凭借边界对其有利的居高临下地形(乃堆拉海拔4500多公尺,洞朗地区近3500公尺),以及印方在那里的山地师优势以及不俗的空军战力,报当年一箭之仇。但他们最好不要忘了历史教训。事实上,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从1965年至1967年的两年间,印军又多次在亚东、乃堆拉山口等地对我边防部队进行挑衅。其中,1967年9月、10月的乃堆拉山口和达吉山口冲突达到最高峰,印军出动山地步兵第112旅、炮兵第17旅在中锡边界乃堆拉山口向我驻军发起进攻。当时,无奈反击的我军对印军进行了两次毁灭性打击。在与现在相同的地理条件下,印军并没占到便宜,何况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军队现代化已取得长足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中印边界问题本质上是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历史问题,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应是两国政府和军队共同努力实现的目标。阿三切莫在追求发挥地区乃至世界领导作用的过程中亢奋过度,而对自身能力以及中方底线严重误判,否则只会自食其果。


要: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包括两层含义,即对地理上的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的立场,以及对解决中印在地理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的态度。70年来印度在地理边界上的立场没有明显变化,但其政府、议会、军方、媒体和公众,特别是学术界,对边界问题的认知以及解决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对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有关方面档案文献的解读分析,既可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也会对解决问题的前景充满信心。

这些文件,其中包括在新德里的中国官员发往北京的内部备忘录和1950年至1962年谈判的记录,提供了有关中国在1962年之前的十年中的决策的新见解,并揭示了错过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机会——无论是周恩来总理1960年对新德里注定要失败的访问,还是在战争开始前短短的三个月内没有后退余地的会谈。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付出了大量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两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处理1959
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央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第一阶段打政治仗,第二阶段打军事加政治仗,第三阶段打外交加政治仗。针对1962
年的第二次武装冲突,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包括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等。通过努力,中国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主动。

关键词:印度 中印边界问题 态度 变化

这些关于1962年的文件是北京2011年解密的1949-1965年期间的外交部档案的一部分,以前在印度尚未见报道。
1962年7月20日的一份内部记录,详细叙述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前印度驻中国大使和当时的高级外交官R·K·尼赫鲁在日内瓦会谈的情况。

[关键词] 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英美印俄五国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解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89)

问题“严重”

[中图分类号] D823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
100006)

章汉夫强调说,“边界问题是严重的,如果印度不撤兵,就应当承担全部后果”,这份记录称。

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印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处理好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是促进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后,为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积极创造条件,付出了大量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

中印边界问题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成果浩繁。关于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著述颇丰,但就印度独立近70年来在边界问题上态度的变化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即便是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依据的是有关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美国和苏联的档案文献,以及二手研究成果,而对于最有价值的英国和印度的档案文献资料,则使用的较少,也不系统。本文主要依据英国、印度和中国的一手档案及文献资料,通过对事实细节的梳理和解读,就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边界战争后至今三个历史阶段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不同态度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进行考察和解析,以期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深入研究及中印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学术支持略尽绵薄。

章汉夫与R·K·尼赫鲁,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与印度国防部长V·K·克里希纳·梅农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失败,被中国人视为转折点,该文件称。

一、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和争议

一、印度与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

R·K·尼赫鲁本人事后认真思考了7月份的会谈,他认为,说中国发动军事攻击“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警告”是不正确的,质疑根深蒂固的10月20日的进攻是突然袭击或者背叛的说法。

印度同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接壤,两国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有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印两国人民一直居住在传统习惯线两侧,友好相处,亲密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新疆和西藏进行领土扩张,在中印边界制造了很多纠纷。周恩来在致印度领导人的信中曾经指出:“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周恩来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

中印边界包括东段、西段和中段,其中东段和西段争议较大,东段边界情况最为复杂,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东段边界问题。东段边界的争端主要源于印度的前宗主国英国的殖民遗产及中印两国的不同看法。

“章汉夫说,在他们给我们的正式文件中,他们曾表示,‘这势必会导致严重的军事冲突’”,尼赫鲁在A·G·努拉尼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讲述时说。“可能是没有预料到冲突的性质、规模和程度,但我不准备说,他们没有对随后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给我们足够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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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主要历史事件,将西姆拉协定[1]及所附的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主要是从中印之间或英印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如果从英帝国的整个殖民政策及其对英属印度的政策来审视,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从时间上还可往前推,而西姆拉协定及“麦克马洪线”则是英国推行和追求英属印度“边界安全”的结果之一。对于东段边界问题的产生,英国应当负主要责任。

印度独立后,在对待新中国的问题上,
存在着两面:一方面,它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亚非团结的许多国际事务中进行了积极合作;另一方面,它在边界问题上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衣钵,坚持民族扩张主义政策,
并于1959 年和1962
年,两次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中印边界争端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产物。印度对整个边界问题的态度及其原因极为复杂。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导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武装冲突乃至1962年的战争,除了中印两国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印度政府对中国立场的主管臆断乃至误读以及它所采取的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对策和行动之外,印度政要、议会、军方和公众舆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发展及解决办法时常意见不一,相互影响,也是重要原因。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印度政府受议会、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掣肘之多、影响之大,在世界大国中实属罕见。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及时向议会和媒体道明中印之间的分歧,听凭媒体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上屡屡发出不符合历史事实、无益于中印友好的声音而不予以纠正或说明;二是印度公众对有关边界问题的历史细节真相知之甚少,且所获信息主要是印度方面的一家之言。

中印边界全长近2000
公里(尼赫鲁认为中印边界(锡金和不丹与西藏的边界除外)有3520
多公里长,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 1959 年9 月26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0
年1 月3
日)。,自西向东分为三段:西段是指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同克什米尔、印度控制的拉达克地区接壤的一段;中段是指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省、北方省接壤的一段;东段是指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的一段。在西、中、东三段,双方都存在争议,但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西段和东段。

中印东段边界问题源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扩张。北美十三州独立后,英国开始打造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二英帝国,在印度周边进行渗透和扩张,并大力加强对印度的安全防御,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是想方设法让英属印度与邻国签订各种形式的边界条约或意向书。1849年3月29日英国兼并印度西北边境的旁遮普后,即拟建立旁遮普边界线,试图与每个普什图部落签署和平协议。为了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在战略和军事上最能保护印度的“科学边境”,英国发动战争,诱逼阿富汗国王于1879年签订《甘大马克条约》,于1893年签订《杜兰德协议》,使“杜兰德线”成为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这样,英国就以其比较擅长的战争/签约方式,把印度的西北边界大大北移,实际上使阿富汗沦为英国的附庸,进而变阿富汗为保护印度的缓冲国。1899年身为边疆地理专家的寇松出任印度总督后,搞出一套印度防御体系(后被称为“寇松体系”),把治理印度西北边境的“经验”运用到印度东北边境,派英军入侵西藏,企图控制西藏。从1913年开始,英国又一手操办中国、英国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西姆拉会议,不择手段地炮制“麦克马洪线”,企图如法炮制上述在阿富汗的做法,确定印度的东北边界。有的印度学者也对英国的意图直言不讳,认为英国“在印度周边组成一个受英国支配和控制的敌对国家的包围圈”的方针策略,是“一项极为明确、坚定和万无一失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使印度边界任何时候都不受威胁”;根据此项政策,“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
[2]因此不难看出,英国的上述做法是中印东段边界问题的主要历史根源,为中国西藏与周邻的边界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关于西段,印度将历来由中国管辖,并有一条从新疆到西藏的商路通过的约33,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参见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 1959 年12 月26
日。)划入印度版图,并多次派遣武装人员到这个地区进行侦察和勘察活动。印度的依据是1842
年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签订的一项条约,他们称这项条约在1847
年曾得到中国政府的确认。中国则认为:这段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1842
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同克什米尔当局签订的条约中,只是泛泛地提到双方恪守各自的疆界,
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1847 年,
清政府的两广总督耆英在英国驻广东代表要求划定这一段界址时,也只表示既有传统的边界可循,无需勘定。

英国一手操办的西姆拉会议拟定的《中英藏条约》包含了西藏“自治”的条款,但该条约正式条款之外还附有一项重要规定,即中国中央政府、英国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代表都在《中英藏条约》和根据此约所画地图上“签字和盖章”后方“表明接受”。[3]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虽然草签了《中英藏条约》草约,但并未在正式条约文本和地图上签字或盖章,中国中央政府通过3个管道[4]声明上述草签无效。[5]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印度方面避而不谈,只是笼而统之地说,尽管“后来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协定,但“三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并主观得出结论,说西姆拉会议“确定了印度—西藏,西藏—中国之间的边界”。印度学者承认,西姆拉会议后的30年里,英印政府并未采取什么特别措施来确认“麦克马洪线”。到了1943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景已近明朗,“印度政府决定,为了消除争端的可能性,应具体地划定印度、西藏和中国的边界”。因此,1944年初,印度在鲁希特河谷的瓦弄及什约克河谷的里卡和戛高修建了哨所,把驻色拉鲁帕永久性哨所的兵力增至一个排,此外还在德让宗建立了一个驻有一个排兵力的永久性哨所。除了建立军事哨所之外,印度还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通过政治手段和在传染病流行季节派去医务人员等做法,来扩大其对印度与中国西藏边界附近地区原住民的影响。[6]

关于东段,1954 年印度出版的地图将传统习惯线以北属于中国的90,000
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印度版图,并标为“已定界”。他们的根据是,1913 年至1914
年,由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会议,共同划定了这条边界线,
即以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命名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参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3 月22 日。)中国则坚持:这段边界是未定界, 理由是1929
年以前英印出版的地图和中国地图的画法大致相同,以后画法虽有所改变,
但依然使用“未定界”字样;“麦克马洪线”
是在西姆拉会议以外,由英国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瞒着中国政府代表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形成的。无论是西姆拉条约,
还是这个换文,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以后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
(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

对于英印政府修建新哨所的做法,中国西藏地方政府表示了抗议,要求继续履行有关边界规定。英印政府驳回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明确表示他们完全有权在边界建立哨所”,还于1944年12月29日致函西藏地方政府说,英印政府“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有任意活动的自由”,同时“否认对西藏怀有某种野心”,保证“准备永远尽力同西藏合作”。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印政府的来函反应强烈,对英印政府“非法占领西藏部分领土表示痛心和不满。并要求印度军队立即从色拉和瓦弄地区撤走”。[7]

事实上,英国当时也迟迟不敢公布这个条约和换文,“麦克马洪线”以南至传统习惯线以北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英印政府官员米尔斯曾坦言:“要并入的部落,
就天然条件来说,是属于西藏,而不是属于印度的。他们在种族和语言上,是类似蒙古族的。他们的语言属于藏缅语系,与平原上属于亚利安语系的阿萨姆语没有共同之处。因此,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影响上是倾向于西藏的。”“部落地区在商业上和文化上都是同西藏而不是同印度联在一起的。”([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年版,第56、57 页。) 曾于1939
年担任印度阿萨姆省代理省督的亨利?特威南在1959 年9 月2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投书作证,认为这条线“并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参见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1959
年12 月26 日。)

1947年8月独立后,印度即宣布自然继承英印政府在与中国西藏关系上的“遗产”,接管英国有关西藏的所有条约权利和义务。但印度的此种宣称没有一丁点道理。一是英国推行的是殖民主义政策,印度作为新独立国家,怎能“继承”殖民帝国的遗产;二是英国签署《中英藏条约》及其附图时用的是英国政府(并非英印殖民政府——英印政府派员参加了英国代表团)的名义,独立后的印度怎能有“资格”“继承”英国政府的权益?

1940
年以后,英国军队侵入这一地区的若干地方;印度独立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军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大规模推进,于1951
年至1953
年逐步侵占了这一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为了避免冲突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

按照印度官方的立场,中印边界东、中、西段都已不存在问题。印度认为,其北部边界“不是习惯上早已被承认,就是已被条约所确定,或两者兼而有之”。关于东段,“从不丹到伊瓦拉低—萨尔温段的印藏边界”已在西姆拉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而“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一条新产生的边界线,它只是确认了那个地区长期存在的、基于种族的、自然形成的行政管辖线”,西姆拉会议召开时,西藏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前,“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虽然还没有正式认可西藏的独立,就像巴基斯坦拒不正式认可1971年12月孟加拉的独立一样”;“因此,麦克马洪线具有完全合法的地位,尽管它只是描绘了已存在的传统边界线”。[8]1950年1月,印度政府“对西藏深表同情,保证与其友好,并表示,希望西藏保持独立和自治政权”,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需求,“印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给予同情和考虑”。[9]尼赫鲁在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声称,“麦克马洪线”此后将继续作为印藏边界。[10]关于中段边界,印度认为它沿河系之间分水岭延伸,此划法“可由旧时税收记录和地图来证实”,还可通过数百年来印度行使行政管辖权的范围界限来证实。关于西段边界,印方坚称业已划定,所列“理由”均没有什么说服力。如,印度方面主张,“西段边界线在习惯和传统上一直是被认可的,最早确认其存在的条约是1684年的丁莫冈条约”,1842年10月又被查谟邦多格拉族统治者、克什米尔国王古拉伯·辛格与西藏喇嘛古鲁莎黑巴和清朝皇帝的代表三方签订的一项协议所承认。[11]
对于印度的此种说法,不但中国政府未予理睬,就连英国官员及英国出版的地图也没给予支持。尼赫鲁虽然承认“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正式划定”,但在后来于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要求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给印度。[12]而这是连英国也从未向中国提出过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印之间曾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事件,这在双方边界正式划定前是难免的。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强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出这个范围。双方有分歧的问题,当然仍可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而印度则坚持把过去英国单方面宣布的所谓边界,包括一些不现实的领土要求作为遗产全部继承下来,
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由于中国以大局为重,严格遵守暂时维持现状,然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针,以友好态度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印边界在1959
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在近2000 公里未定边界线上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印度政府一直希望中国政府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印度拒不接受历届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即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但主张可根据历史和实际情况,通过与印度进行友好谈判协商,重新商定边界线。

按照中央的部署,外交部曾制定计划, 从1958
年以后“五至十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放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之后。但是,1959
年和1962
年中印边界发生的两次武装冲突,中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提前摆到议事日程上。

二、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时期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

二、中央处理中印边界问题 的原则和办法

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时期,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表达得最为直截了当,但过于片面,对中国的立场误读太深,而且其国内意见也多有不一。

在此之前,中央虽然没有急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是有所考虑的。其基本原则和办法,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同印度高层互访的谈话和书信来往中。

边界问题的演变及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都离不开所谓的西藏问题。对于与西藏关系的处理,印度政府起初还算谨慎。1950年1月,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时任驻美国大使潘迪特夫人称,英印时期对西藏的政策是“承认西藏自治,但对于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认是模糊的”[13]。1952年10月,英国驻印度专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驻西藏使团地位的变化,表明印度人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也标志着他们与西藏政府直接关系的结束”。[14]但印度并不甘心失去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1954年中印关于西藏的协定签署后,印度上层仍有人对西藏农奴主表示“同情”。

1954 年6
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就涉及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指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参见周恩来会见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
年6 月。)
后来,周恩来又谈到这一问题:“‘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
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议会和媒体调子并非都是完全一致的。尼赫鲁等政府要员的态度较为缓和,议会多数议员言辞激烈,媒体的调门火药味最浓,且常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尼赫鲁本人多次试图给议会和媒体降温,但一旦面临的国内压力增大,态度便出现摇摆。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人民院谈到东段边界时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那就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个事实没有改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1952—1953年,印度许多报纸报道中国在亚东等地的军事活动时称中国“入侵”了西藏,尼赫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称印度和西藏间喜马拉雅的边界不可能被“入侵”。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有明显误读,主要体现在把中国未做表态臆想成默认。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对它宣布的政策提出质疑,如1951年和1952年中印在多个场合讨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时,“中国政府均未提出有何边境问题需要谈判”。有印度学者认为,1953年12月,中印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会谈,“印度政府采取这一步骤是希望达到解决数百年来的老问题”的目的。[15]印度方面主观认定,在1953年至1954年中印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和签署协定的过程中,“显然是中国政府就西藏与印度边境提出问题的一个机会,但是它没有说任何对边界有疑虑的话,相反,中国还和印度一样表示要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尽管中国完全清楚对方认为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是印度的领土”。印度官方间接承认,印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对中国友好,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问题上帮助、支持中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中国的报偿,其中最想要的就是边界问题。印度官方透露,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16]www.365sb.com,尼赫鲁随后于5月15日在人民院称,“就西藏而言,中印达成的协定是对那里两三年前就已存在的状况的承认”。人民院中的国大党和共产党议员大多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协定持欢迎态度,但也有一些议员坚决反对这一协定,甚至还坚持认为西藏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国”。[17]但来自媒体等方面的压力使尼赫鲁的态度又转趋强硬,他在1954年11月再次声称,“我们将保卫自己的边界,无论是否有地图”。[18]

1954 年10
月,尼赫鲁回访中国时,周恩来在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事实。但是,为了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维持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周恩来会见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
年10 月。)

实际上,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前中印友好时期,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也一直存在潜在分歧,只是未演变为公开的冲突。1951年2月,印度偷偷占领达旺。中国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再加上情报不及时、不全面,对西部边界没有太多顾及,故未对印度侵占达旺及时提出抗议。印度政府虽然颇为得意地认为它“能够在中国政府不置一词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达旺地带的兼并”[19],但心里还是有点发虚,因此决策层没有采纳其职业外交官提出的印度应主动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建议,认为主动提出该问题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但中国政府未及时向印度提出抗议并不等于默认了“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1954年中印签订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后刚过几个月,印度就开始抢占中国领土。7月,尼赫鲁在向外交部、国防部和工业部发的通报中说,根据此协定,“北部边疆应被视为确定的、最后决定了的,不容进行任何谈判”。[20]1957
年底,新疆至西藏经过阿克赛钦的公路竣工时,中国邀请印度驻华大使和武官参加通车典礼,两人都拒绝出席。

至于地图带来的问题,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尼赫鲁却认为,中印“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或者两者兼备”。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9 月26 日。)
,“正因为两国边界尚未正式划定,并且存在着若干意见分歧,双方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我国现行出版的地图对四邻边界的画法是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的一贯画法。我们并不认为这一画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们在没有进行勘察,也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适当的。而且,这样的更改也是有困难的,
因为这会引起全国人民的迷惑和对我国政府的责难。事实上,我国人民对于印度出版的地图所画的中印边界,特别是对其中关于中印西段边界的画法,也感到惊奇。他们曾要求我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中印边界的实际情况。等到边界问题解决了——如我国政府历次指出的,这就需要经过勘察和双方协商——地图的画法问题也会随之而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印度还片面修改关于两国边界的地图。1954年尼赫鲁访华回国后,印度新版官方地图突然改变了此前对中印边界的传统画法,首次把“麦克马洪线”标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此外,尼赫鲁还仅凭自己的理解,在私人笔记里说,1956年末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21]中国外交部后来在1958年11月就周恩来访印时的谈话做了说明,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过同各邻国商量并对边界地区进行勘察之后,当会根据商量和勘察的结果,确定对中国边界线的新的画法”[22]。周恩来1959年1月致尼赫鲁的信也指出,边界地图的画法有待于边界问题的解决,“这就需要经过勘察和双方协商”。[23]印度因其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缺乏历史依据、未得到英国的支持而底气不足,在看到中国方面的说明后有点惊慌失措。[24]1954年夏,中印两军在中国领土乌热发生首次对峙,但中方为维护两国友谊采取了克制态度,很长时期里未向外界披露。这些潜在分歧、对峙和冲突在1958年前时隐时现,未曾停止过。

1959 年9 月8 日,
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0 日。)

1958年8月之后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印度认为中国1957—1958年修筑西藏至新疆的阿克赛钦公路“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5],但它最初也未敢认定那个地区属于印度。印度政府在1958年11月8日给中国政府的复照中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需要另行处理。”[26]这是印度唯一一次承认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执,但几周后它就自己推翻了这一立场。尼赫鲁在12月14日给周恩来的一封长信中说,印度的印象是两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著者)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27]周恩来在1959年1月给尼赫鲁的复信中说:“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他还把“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与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说中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此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28]尼赫鲁在3月22日的复函中辩称,“印度官方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依据的不仅是自然地形地貌,而且也符合传统习惯,大部分已为国际协定所肯定”[29]。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立场的严重误读,再加上它自己超乎常理的单方面理解,是边界争端日后不断恶化并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

此后,由于两次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发生,中央开始着手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其原则和具体办法主要体现在处理这两次事件的过程中。

西藏叛乱及达赖出逃对中印关系影响极大。印度也承认这两件事进一步加剧了边界问题的复杂性,“使两国的误解进一步加深”。[30]叛乱发生后,印度政界和媒体一片喧嚣,甚至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把西藏说成“国家”。对于中国的平叛行动,印度官方的反应是杂乱的,起初还算有所节制。1959年3月17日至5月4日尼赫鲁关于西藏局势发表的声明,既有较为温和的调子,如称应谨慎应对西藏局势,将之视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又把中国平息叛乱说成是“武装干涉”。他1959年3月17日在议会作报告时说,中国在拉萨的平叛行动“现在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争,而绝非肉体和武装上的斗争”。[31]印度议会和大多数媒体的反应则较为强烈,并把西藏叛乱事件与中印边界问题相联系。3月后半月里,印度各大报纸纷纷用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4—5月,多数报纸都是同情叛乱者,谴责中共。印度议会猛烈抨击尼赫鲁对西藏的政策。一些主流报纸发表语调激进的文章,如《政治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地图上的印度领土》的文章[32]。1959年3月底达赖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藏南印控区后,印度政府派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到达旺迎接,待之以贵宾礼;尼赫鲁当日在人民院宣布“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避难”。4月18日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斯·森向记者散发的用英文写的歪曲事实的“达赖喇嘛声明”,被认为是出自梅农和尼赫鲁之手。西藏叛乱失败后,印度有些媒体及民间和左翼人士发声谴责借口西藏问题破坏中印友谊的企图,但一些政党领袖和政要竟把中国的平叛行动说成是“干涉”和“侵犯”,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居然把西藏称为“国家”。不仅如此,还有些印度人说中国平叛已经“威胁”到了印度及他国的安全。4月2日《印度快报》把西藏视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33]6—8月,印度出版了小册子《关于西藏的真相》,企图动员亚非国家反对中国在西藏的政策。[34]印度许多报纸刊登了中印两国各自出版的有关边界地区的地图。印度一些驻外使节也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和文章,如,驻美国大使查格拉(M.
C.
Chagla)9月1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印度与共产主义》的演讲,称中国在西藏的平叛行动是“悲剧”;印度与中国友好“并不意味着默认”中国对拉达克及不丹和锡金的“侵略”;印度“将利用其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来保卫其“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不怕与中国开战”。次日,美国记者罗伯茨(Charles
M.
Roberts)就把查格拉演讲的主要内容在《纽约时报》上作了整版长篇报道。[35]当时,中印关系尚未破裂,作为驻与中国敌对之大国的职业外交官,查格拉发表如此火药味十足、与身份很不相符的言论,在美国、印度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中央解决1959 年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的对策和办法。

针对印度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又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和做法,为了维护中印友好大局,同时也让国内外人民了解中国平叛的必要性,《人民日报》于1959年5月6日发表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此后一段时间印度方面有所收敛。5月8日和9日,尼赫鲁和国大党都表示印度不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印度政府企图把中印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中方。中方明确主张边界问题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不会蠢到“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的地步[36]。但印度方面没能正确解读和接受中方如此坦诚的友好表示,反而指责中国“对印度政府使用一种甚至对于敌对国家都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37]。

1959 年发生的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与中国西藏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年3
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政府迅速而彻底地平息了叛乱,并开始进行西藏人民盼望已久的民主改革。平息西藏叛乱,
实行民主改革,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是,面对西藏的变化,印度一方面在政治上大肆进行反华宣传,攻击中国政府,支持所谓“西藏人的自治”;另一方面,在边界上采取军事行动,挑起武装冲突。8
月25 日,印军从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
向驻守马及墩地区朗久村的中国边防军发动武装袭击;10
月下旬,又在中印边界西段发动新的武装挑衅。印度采取这种态度,其根本原因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即不愿意西藏实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西藏,而“最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参见周恩来在全国群英大会上的报告记录,
1959 年11 月5 日。)

www.365sb.com印解密中方62年档案 称印忽视中方开战前警告。www.365sb.com印解密中方62年档案 称印忽视中方开战前警告。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印度的态度更趋强硬。1959年8月,尼赫鲁一方面在人民院承认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另一方面又宣称印度有责任保护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边界安全和领土完整,防止他国侵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同尼泊尔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向尼派遣技术专家小组(费用完全由中方承担),修筑连接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的公路,此外,中尼还签订了边界协定。印度方面认为,“中尼友好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已经打入了那个至今仍受印度支配的地区”,尼赫鲁宣布,“尼泊尔的边界就是印度的边界,对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38]尼赫鲁还在11月称“将坚定决心,在任何重要细节上都决不会向中国让步”[39]。10-11月,印度报纸集中报道边境地区发生的冲突事件。《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印度时报》等呼吁坚决保卫印度边界,绝不容忍印度领土被侵犯,中印边境地区印控区反华情绪加剧。[40]11月4日,印度再度照会中国,称“印度的传统历史边界,与印度过去2000年左右的文化和传统是有联系的,而且已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印度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抗击任何对印度独立与完整的侵犯。[41]在中印双方几度互致照会后,印度于1960年2月12日发出一份详细照会,再称“中印边界是以习惯线和传统为基础的,遵循的是天然地形地貌,这条线大部分已被条约和协定所确认。数百年来,这条边界始终是固定的、众所周知的。根据国际惯例和做法,遵循众所周知的,而且是像主分水岭这种不变的天然地形的习惯边界线,本身即是定界,无需再进一步或正式确定”[42]。4月19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德里后,《印度时报》等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想以承认麦克马洪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即“想以正式接受现状来解决边界问题”。媒体还说周恩来“提议说:如果印度在拉达克承认中国当时已推进到的地方为边界,中国在东北边境特区可以考虑接受印度划分的边界,并可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官方对媒体的上述说法既不证实也没否认,甚至未做任何反应。但“当时印度的一般社会舆论特别是国会中的反对党的怒火使得尼赫鲁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周恩来在新德里访问期间,有印度人聚众在尼赫鲁官邸前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印度政府不要“屈服于周恩来个人的压力。尼赫鲁向人们保证,印度的土地一寸也不会割让给中国”。但中印双方一致认为,“各方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43]媒体和舆论对印度政府的压力日增。1959年10月,人民社会党在尼赫鲁住所外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他辞去总理职务,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一次;[44]11月伊始,印度副总统拒绝了周恩来的访华邀请;印度政府不同意按中国的提议各自从边境后撤20公里。面临国内形势,尼赫鲁再度对外显示其强硬姿态,在1959年11月27日再度声称“对不丹和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必须“制止中国的扩张”。[45]此种宣示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对中国经济援助尼泊尔、不丹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外宣称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是印度的“后院”,他国不得染指。12月下旬,印度外交部发表《印中边界问题》小册子,进一步公开了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1960年1月24日,印度政府出版了中印两国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以大量证据说明,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就是印度地图中所表明的那条线。中国非法地向印度提出了大约有五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要求”。这份报告对印度公众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及对中印关系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月,尼赫鲁一方面称太忙,近期内不会与周恩来会晤,但却在2月出访尼泊尔、邀请赫鲁晓夫访印,这分明是有意怠慢中国。3月初周恩来接受尼赫鲁赴新德里会晤的邀请后,印度却在会谈前夕出版了印度北部边界地图,不但没有为即将举行的两国总理会晤营造气氛,反而摆出一副强硬姿态。此外,对于1960年中国同缅甸签订边界协定,有印度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宽宏大量地以麦克马洪线为界划分了两国边界”,是“企图对印度进行揶揄和结束在边界问题上缅甸存在的类似印度的异议”。印度还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展友好关系,“目的在于使印度在它的全部邻邦中孤立起来”。印度还指称中国政府“曾提议要尼泊尔、不丹、锡金、东北特区和那加地区联合起来建立喜马恰尔联邦”,“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宣传机构还竭力败坏印度的名声以证明它是错误的”。[46]
1962年3月,印度驻华代办班纳吉(Shri P. K.
Bannerjee)说,尼赫鲁可能愿意做出让步以有助于中印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但受到公众舆论的掣肘。[47]战争结束4年后印度学者在1968年出版的书中指出:“毫无疑问,反对党以其毫无头脑的行动迫使总理在不适当的时机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逼使尼赫鲁“只能采取唯一的步骤,那就是开火”。[48]边界战争30年后、1992年完稿的被列为秘密的印度军史在总结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教训时承认,印度政府受到了来自国会、媒体和民众的巨大压力,但后者并不熟悉军事事务,只知道一味声严厉色地“谴责政府缺乏决心,坚持认为必须尽早收复已被中国占领的印度领土,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该军史坦言,过后回头看1960—1962年议会的辩论、对领导人的质询及全国性报纸的社论,“都有些骇人听闻”;“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党,在迫使尼赫鲁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49]。

中央处理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问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三、1962年边界战争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态度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1959 年8
月印军从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边防军发起攻击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政治仗。中央的方针十分明确:一方面,坚持中印边界全都未经划定;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一方针,是以周恩来致尼赫鲁信函的方式,向全世界公布的。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针对尼赫鲁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诬称中国“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3 月22 日。)
的言论,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0 日。)

1962年边界战争前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激烈情绪达到顶峰,战争使中印关系跌至冰点。1970年,中印关系出现缓和迹象。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印关系正常化,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趋于温和,与中国的共识有所增加。

9 月11
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就我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方针等问题的报告后,作出决议,批准了他的报告。在西藏,一些原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用事实说明“麦克马洪线”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明的态度和立场。著名地理学家曾世英等还撰写文章,
通过列举中外地图,说明“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英国“论坛”周报发表文章,承认“‘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没有根据的”。(《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3 日。) 一些国家还积极呼吁中印边界问题应当协商解决。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界东段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郎久事件。此后,双方通过照会相互抗议的频率不断加快[50],武装对峙和武装冲突事件频频发生。1962年夏,中印关系已大为恶化。9月9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会议,认为“必须立即将中国人从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赶走,必要时可诉诸武力”,并将命令随即下达到东部军区司令部。13日,中国照会印度,指责印度政府“推行假谈判和真冲突”的两面政策,没有通过和平方法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在和平的托辞下包藏着蚕食中国领土,企图破坏边界现状的阴谋”。印度政府于当日拒绝了中国提出的进行谈判、从边界后退20公里的建议,称“中国的建议是要由侵略者享有其侵略成果”。这是印度第一次称中国为“侵略者”。[51]20日,印度东部军区司令部火速电令所有哨所和巡逻队做好与进入射程内的解放军巡逻队交战的准备。印度军方开始实施驱赶解放军的“里窝那”计划。10月11日,尼赫鲁主持召开有军队、内阁、外交、情报部门高官和代表参加的高层会议,就军事行动做出决定。次日,尼赫鲁启程前往科伦坡在机场接受记者提问时说,军队接到的命令“是解放我们的国家”。几家报纸对此大肆炒作,说尼赫鲁已命令陆军赶走中国军队。[52]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哨所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上,印度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显得比印度军队最高层更加强硬。尼赫鲁在10月初接见即将出任印度第四军军长的考尔中将时说,如果不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政府就会彻底失去公众的信任”。连印度媒体人也认为,“一直到最后政府都是在不顾一切后果地要求部队行动,而军队的高级将领则在说服政府勿在军事行动中鲁莽行动。”[53]在印军侵犯事件不断发生、谈判解决问题无望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月20日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起对印自卫反击作战。22日,尼赫鲁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责中国“以怨报德,甚至走到了发动进攻侵占我国神圣领土的地步”,印度“不会对此容忍屈服”。[54]战事很快对印军不利。印度及英国等国都对战事的发展心中没底,不敢妄断。印度外长称不知道中国将在何时何地停止进攻。24日,中国方面提议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会谈,提出双方在东部边境地区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及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点建议。印度当天就予以拒绝,并坚持只有中国军队撤回到1962年9月8日的位置,对话才有可能。尼赫鲁还于10月26日致函各国首脑,称中国的上述建议是试图“威逼印度接受中国制定的有关边界问题的协议”。[55]11月16日,尼赫鲁要求中国军队退回至1959年9月8日线。战事持续一个月后结束,印度承认完败。印度军方认为,麦克马洪线一带的地面战斗“是一场真正的溃败”,“1962年11月20日的黎明,是印度独立以来军事史上最黑暗的一幕”[56]。

第二阶段,是1959 年10
月下旬印军从西段非法越入中国领土,再次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军事加政治仗。面对印度进一步的武装挑衅,为了打击印军的嚣张气焰,中国军队被迫还击。但是,
中央依然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和平谈判的原则。当时摆在中央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还击后怎样实现边境停火。用王稼祥的话说,这个问题使中央“伤了几天脑筋”。(参见王稼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59
年11 月3 日。)当时,毛泽东从印度领导人来信中提出的双方从朗久撤出的建议
(指印度政府1959 年9 月10 日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
中受到启发。11 月3
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你说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边界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整个边境线,各退或者十公里,
或者十五公里,或者二十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记录,
1959 年11 月3
日。)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周恩来称这个建议“是一项具体的积极建议”,“是很重要的具体步骤”。(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的谈话记录,1959
年11 月8 日。)

对于中国完胜后不提任何要求,主动单方面于11月21日宣布停火、撤军,印度、英国等对中国的动机感到一头雾水。印度对中国的撤军建议反应谨慎。21日当天,陆军司令部发电把中方建议通知了部队,但要求部队保持警惕,不要有任何“挑衅行为”。印度军方认为,“虽然政府没有正式接受停火,但事实上已经默认了”。[57]尼赫鲁感到中国的撤军建议太复杂,不好应对。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提出停火撤军是为了逼迫印度接受其“三点”建议。12月初,印度要求中国就停火建议做出几点澄清。尼赫鲁数次发表声明以期鼓舞印度民众的士气,还提议把中印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58]

第三阶段,是中央作出中印双方从边界后撤的决定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外交加政治仗。11
月7
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致信尼赫鲁,提出“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1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11 月10
日。)。中国的合理建议并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11 月16
日,尼赫鲁在回信中提出一个反建议:在东段和中段,只要双方“前哨站不派出巡逻队”就够了;在西段,
主张中国军队“撤出朗久”,印军“将不重新占领它”。(参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11 月16
日。)这个反建议,实际上“是从两国早已同意的暂时维持边境实际存在的状况的原则后退了一大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2 月17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12 月19
日。),是很不公平的。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斯韦尔就此评论说:
“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
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印度对华战争》,第148
页。)

印度官方把这场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同时又感到“委屈”。印度军史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它认为1962年的战争“源于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对西藏的占领”,“1954年印度虽然通过一纸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界问题上获得任何补偿”。[59]

中国没有因为尼赫鲁的态度而改变方针,而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为了维护和平局面,中国继续呼吁,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解决边界争端,并派周恩来赴印度同印度领导人会晤。赴印度之前,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制定了周密的会谈方案,并确定了会谈的方针:“争取就某些原则问题,或者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形势进一步和缓下来,为今后继续会谈和向合理解决准备条件。”

中国宣布停火、撤军后,印度一方面对中国是否会发动新的进攻心中没底,另一方面抓紧进行动员,提高国民士气,增加军事投入,对中国的态度高度一致地强硬,对中国的善意极度曲解。1962年12月6日,印度政府宣布自15日起撤销印度驻拉萨和上海的总领事馆,并要求中国也自同日起撤销中国驻加尔各答和孟买的总领事馆。12月中旬,印度公众情绪稍有变化,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和撤军行动使印度民众觉得中国再次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那么大了。12月下旬,印度的广播宣传稿声称和平是有可能的,但不是依中国提出的条件。1963年7—8月,印度报纸和广播起劲报道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但印度陆军参谋长不认为中国会很快发动新的进攻。[60]

方案还对会谈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确定了不同的对策:

1962年战争对印度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民众心理影响深远。印度军史认为1962年战争是一场“惨败”,“主要还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61]“军事上遭受的羞辱在印度国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尼赫鲁说印度国民感到败给中国是耻辱。[62]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获得全胜”,印度在短暂时间内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和耻辱”。尼赫鲁1962年10月25日在人民院承认中国的自卫反击作战是对印度的一个“沉重打击”。[63]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尼赫鲁的影响力都比战争前明显减弱,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并不多。战争前,印度得到了包括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广大亚非国家的支持,尼赫鲁成为国际政治和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明星和“宠儿”。战争开始及中国宣布停火、撤军后,印度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苏联等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也有一些西方国家及苏联等国批评和谴责中国,但“印度偶然中发现,准备同他们现在一起反对中国的亚非朋友为数不多”,53个亚非国家中“始终不渝地支持印度的只有两个国家”,18个国家“仅表示了同情,而且是在印度的一番劝说之后”。[64]

第一,如达不成任何协议,即采取达成两国总理继续会谈的谅解,并发表一个简单的联合新闻公报;如这一点也办不到,只能由双方分别发表声明,中国的声明中可以表示仍愿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中印友谊,维持边界现状,避免边境冲突,并且愿意继续会谈,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民众的怒火既指向印度政客,也撒向了中国。尼赫鲁声望大跌。1963年8月,反对党第一次提出了对尼赫鲁政府的不信任案,“给这位伟大领袖造成了心灵上的伤害”。尼赫鲁后来在议会称,像中国这样完胜后不提任何要求就单方面停火、撤军,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对他来说不啻是奇耻大辱,早知如此结果,还不如战死在疆场。战争结束一年后,尼赫鲁患上了中风,还驼了背,于1964年5月27日逝世。有印度记者认为,1962年战争“是尼赫鲁难以经受得住的打击”。这场战争经常被印度人描述为“中国的背信弃义”或“背叛”。出于担心影响民众士气等方面的原因,尼赫鲁显然低报了伤亡情况,他1962年12月12日在联邦院说,印军在战争中共阵亡197人,负伤291人,军方认为此数字“足足有6277人未被计算在内”。对于中方主动向印方遣返战俘,交还汽车、大炮、枪支等武器装备的过程,印度认为中国是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实际上是对印度军队的一种侮辱。中国人交还的大量武器只能表明印度遭受了多么惨痛的失败,或许这才是中国人的本意”。[65]

第二,如达不成协议,对方还愿意保持一个良好的气氛,可争取发表一个互表善意的共同声明,包括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继续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继续会谈寻求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避免边境的军事冲突等内容。

战争结束时中印双边关系降至低谷。然而我们看到,战争结束后至今,中印边界问题虽出现过起伏,经历过挫折,但是所呈现出的积极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1962年战争后,中印之间多次互发照会、抗议,也发生过少数几次边界对峙,但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印度官方后来总结说,经过1962年那场战争,印度的政治和外交领域“变得更务实了”,此战证明“失败一向比胜利更有教育意义”,但如果这等教育次数过多,“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得起的”。[66]60年代中期以后很长时间里,议会和媒体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主调虽然总的来说仍比较强硬,但程度趋于缓和;政府明显受议会和媒体的掣肘,其对华态度和政策也还难说是建设性的。战争过后,印度大力发展国防,且在中印边界部署了其1/4的军事力量,给其经济造成沉重负担;此外,此次战败在战略上对印度的不利影响(1962年战争后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印边界问题并未解决),以及给印度国民造成的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印度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士对这场战争及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责任进行反思。到了1970年,英迪拉·甘地表示愿意寻求与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途径,中国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但缓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71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印控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东北边境特区”升格为“中央直辖区”。1974年9月,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联系邦”,1975年4月又变为它的一个邦,完成了对锡金的吞并。10月,中印边境部队在东段土伦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致使大使级外交关系迟至1976年9月才得以恢复。1979年,印度外长访华,拟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全面交换意见,但未接受中国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1981年6月,双方同意边界分歧没有必要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边界谈判在中断20年后得以恢复。自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的6年里,中印就边界问题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举行了8轮会谈,虽边界问题进展不大,但其他方面获得进展。1984年10月,接任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接受访华邀请,中印关系的僵局被打破。1986年,双方再度因扯冬和桑多洛河谷发生公开争辩,中国恢复对该地区的巡逻,印度提出抗议,印度媒体指责“中国侵入印度领土”。1986年12月,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此前在中国藏南地区成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不承认该邦。

第三,如果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不可能,
但也不是完全不解决,除发表上述共同声明外,为防止边境冲突和和缓气氛,争取就具体问题达成若干协议,即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或者类似组织,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为两国总理继续会谈进行准备;双方武装人员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或者双方同意的一定距离;建议双方对有争执的地点互不驻军。(参见《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1960
年4 月5 日。)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印度开始实行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此后,两国领导人增加互访,中印关系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印边界问题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两国政府都能从中印关系的大局出发,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边界问题。近年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不断增进互信,有效管控分歧。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在其外祖父尼赫鲁1954年访华34年后作为印度总理第一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标志着1962年以来中印相互对立的结束和新的睦邻关系的开始,中印关系走向成熟。两国总理均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此后,中印边界问题虽有争论、争吵,但都有效避免了武装冲突的发生。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阶段性成果。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双方对边界问题表示了共同的关心与愿望。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两国签订《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双方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中国和印度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立,会晤内容从原来的聚焦边界问题扩大至整个中印关系,至2016年4月共举行了19次会晤。到目前为止,边界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维护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与稳定。根据2003年和2005年领导人互访达成的协定规定: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1996年之后,中印边境地区未发生过冲突,双方边民、军队和平共处。莫迪总理2015年5月访华前夕对《时代》杂志说:“中印边境并非动荡不安。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连颗子弹都没飞过。”在他访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双方确认,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政府努力实现的目标。”
2015年8月1日,中印两军在2013年曾经对峙数周的斗拉特别奥里设立第五个边防会晤点;16日,中印边防官兵又在此地共庆印度独立日。11月中下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印度内政部长前后脚互访,双方同意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决定加强军事合作。[67]2016年1月,中印就在实际控制线一带开设第六个边防会晤点展开磋商,以强化两军之间的沟通和建立信任措施;同年3月发布的印度国防部报告在谈到中印边境地区时措辞和语气异常平和,称“继续和平”,“两国军队虽然对‘实际控制线’理解不同,但双方通过热线建立了会晤机制,举行了边防人员会议”。4月,中印为通过新一轮“建立互信措施”改善边境管理就建立军事热线进行的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度国防部长称“对华关系是印度最优先处理的事务”,印度“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68]5月24—27日,印度总统慕克吉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表示印中传统睦邻友好在印度拥有广泛民意基础,发展好印中关系获得印度各党派一致支持;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印中合作可以促进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有识之士认识到,虽然中印边界问题十分复杂,最终解决需要时间,中印关系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今后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两国要向前看,只要中印握手,亚洲大陆就会和平、稳定,整个亚洲就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动荡,将迎来光明的前景,这也定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重大的贡献。

从这份方案可以看出,中国的态度是真诚地期望能够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印度在谈判中依然坚持过去提出的观点,总是在具体问题和枝节问题上纠缠,并把责任推到中国。比如,印方强调:中印边界已经划定,
如果说没有划定的话,只是没有在地面上标出来,中国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因此引起了争论;中国的地图和印度的地图不同,中国的地图是老地图,中国应该修改地图;因为中国方面说边界没有划定,所以中国就提出了领土要求。又如,关于边界的具体划定,印方坚持认为,在东段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商谈;在西段硬把属于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说成印度的领土,指责中国在那里修建的新藏公路是侵入印度。
(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 年4 月20 日、24
日;周恩来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谈话记录, 1960 年4 月20
日。)可以说,印方在谈判中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积极的对双方有约束性的合理建议。

余 论

谈判“要寻找合理解决的途径”,“必须有某些共同点”(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年4月22日。)
,这是周恩来长期领导谈判工作得出的经验。周恩来根据双方谈判的情况归纳出五个方面的共同点:关于边界是否确定问题,共同的认识应该是,“边界没有确定,要经过谈判确定”,“合理、对等、友好地解决”;双方的边界虽然没有正式划定或确定,但是存在着一条实际控制线,双方可以考虑,把这条线作为划界的根据之一;
关于划界的地理条件,分水岭是其中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此外还有河谷和山口,
也都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不应该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双方要照顾民族感情。(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年4月22日。)这五点,印度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

由上可见,印度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没有回旋余地,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同意或默认其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70年代初,中印关系开始缓和,印度宣明的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不再那么“执着”。80年代后期,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中国的,即双方就边界问题进行和平、友好的会谈,不让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关系的大局。

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这一阶段的谈判虽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中国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周恩来回国后曾说:尼赫鲁说我们不愿意去谈判,我们去谈判了;说我们提出领土要求,我们没有提出。这样,就“把他孤立起来了,证明我们愿意解决问题,
他不愿意解决问题,我们取得了主动”。(参见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
年5 月26 日。) 中印边界冲突以来的紧张局势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下来。

本文的着重点不在于深入探究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责任,也并非要仔细掂量印度在1962年战争中的得失,而是依据有关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从细节入手,通过对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解析、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影响的梳理,以及对印度政府、军方、议会、媒体、公众舆论不同历史时期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具体分析,提高人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变化,要体认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在趋向减少,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寻求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印两国的共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定会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最终找到公平、公正地解决复杂棘手的边界问题的方法。中印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中印双方都采取主动行动,进一步加强政府领导人、议会、军方、媒体、学术、教育、青年等方面的来往和互动,切实照顾彼此的利益关切,妥善管控分歧,就会由外界渲染的“龙象之争”变为现实中的中印共赢。事实证明,正常发展、不断深化的中印关系的良好互动,已经带动了边界问题的不断向好进展;而边界问题的缓和、边境地区的安宁和繁荣,乃至边界问题的最终双赢解决,反过来一定能促进中印关系的整体发展。作为两个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携手,一定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央解决1962 年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的对策和办法。

(此文首发于《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960 年4
月,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
公里,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然而,印度却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1961
年, 印军在西段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43
个军事据点;
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增设了许多哨所。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拒不退出。因此,中国军队不得不在西段边界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重建哨所,恢复巡逻。随后,又在东段边界派驻了哨所。


1962 年10 月20 日,
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什么印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呢?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曾经分析说:“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
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接见瑞典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电视谈话
陈毅副总理谈中印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3 年3 月15 日。)

[1]西姆拉协定包括一份条约和一张附图。条约的名称,中文是《中英藏条约》,英文为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China and
Tibet。所附地图是根据条约第9款手工绘制的标有“麦克马洪线”、把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地图。

www.365sb.com印解密中方62年档案 称印忽视中方开战前警告。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主动。

[2] [印]www.365sb.com印解密中方62年档案 称印忽视中方开战前警告。D.
R.曼克卡尔著,杨双举、王鸿国译,范名兴校,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6页。

一是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是为了向印度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以此迫使中国承认边界现状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记录,1965
年3 月4
日。)周恩来也曾解释说:“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度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他的侵略的立场。”“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逐步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
才可以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一大打击,
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2 年11 月24 日。)

[3]Convention,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1914,英国外交部文件,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 FO93/105/2。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越过“麦克马洪线”,
进占达旺。在西段,清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

[4]这3个管道是: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在西姆拉通知英国方面,称中国政府拒绝对他草签草约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会接受此种解决方案;中国政府照会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声明界务一端,不能承认;中国政府电告中国驻伦敦公使刘玉麟,要他到英国外交部声明:中国谈判代表陈贻范是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指示和被迫的情况下草签草约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

www.365sb.com印解密中方62年档案 称印忽视中方开战前警告。二是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中国军队对印军进行军事反击,是不得已的、被迫的。中国坚持认为,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反击战第一阶段在军事上给予印军沉重打击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呼吁:“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
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 年10 月24
日。)并主动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
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
公里,脱离接触。第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
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政府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这三项建议于1962
年10 月24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让步。印度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还积极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他们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
而且加紧迫害在印华侨,纵容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国的罪恶活动。这样,迫使中国政府再次反击印军进攻,并取得胜利。

[5]有关英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责任和作用,本人已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可参见孟庆龙:《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以及《西方霸权阴影下的弱国旧事——英国图谋西藏“自治”与中印边界问题缘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12月下。

三是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后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原则和方针,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准备后撤。1962
年11 月21
日零时,《人民日报》以声明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
年11 月22 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第二,从1962 年12
月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 年11 月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
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第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6]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7—8页。

这一举动,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
许多国家在感到意外的同时,纷纷为之称道。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1 月21 日。)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2 月26
日。)。这样,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而印度则陷入被动之中。

[7]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8—9页。

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两个认识。

[8]参见P.B.辛哈博士、A.A.阿塔莱上校::《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印度国防部军史部内部资料,1992年,第一章“北部边界”。

第一,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20
公里的决策。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的决策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人对这个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当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给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后患(即难以要回当年我们后撤而被印方占据的地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

[9]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0页。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察,上世纪60
年代初,我国不仅继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此,争取和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支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中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采取的“撤军”等措施,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这样,中国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国际地位和声望在这场集政治、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斗争中得到提高,避免了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

[10]Boundaries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1950,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 FO371/84464。

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双方后撤的决策也是必要的。如周恩来所说:“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4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8
日。)另外,当时仅由中印两国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亚非友好国家进行斡旋。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下来,为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奠定了基础。至于“后撤”带来的问题,
只能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国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www.365sb.com印解密中方62年档案 称印忽视中方开战前警告。11]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一章“北部边界”;《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1页。

第二,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坚持以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的基础。这个问题,是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后中国在谈判中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印度方面坚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
年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再举行会谈。

[12]参见《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以下简称《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1960年,第192—195页。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以1959 年11 月7
日线为谈判基础呢?周恩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
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
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 或是恢复10 月20
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 年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
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
年11 月15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20
日。)他还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
年9 月8 日或10 月20 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
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2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2 月1
日。)从周恩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都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
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

[13]India’s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ibet,
1950,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84463。

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

[14]Sino-Indian relations, 1952-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17。

关于亚非六国会议斡旋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情况。

[15]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2页。

中印边界冲突,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率先停火并主动撤回自己的部队,
中印边界形势开始显现出转机。锡兰、阿联(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
年埃及同叙利亚合并而成。1958 年3
月,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后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合众国的形式加入,
整个联盟因此更名为“阿拉伯合众国”。1961 年9 月, 叙利亚宣布退出,12
月北也门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
年为止。)、印尼、加纳、缅甸、柬埔寨等亚非六国愿意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斡旋。1962
年12 月10 日至12
日,亚非六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形成了一个六国建议。这个建议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西段问题上,即只要求中国后撤20
公里而印度原地不动,仍留在1959
年线的中国一侧,并提出要由中印两国来讨论在中国撤出的地区也就是中国的领土上建立双方民政点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从两条线都让步,印度在两条线都不让步。对于科伦坡建议,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认为“建议中的最大问题,就是会议本身规定的原则没有适用于双方,没有适用于全线,没有与会议自己的精神相吻合”。建议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西段是因为印度提出了强烈的领土要求。实际上东段和中段都存在问题。如果承认争议地区由双方协商来解决,那么东段的扯冬和朗久,中段的九个地点都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不应该对一部分有建议,一部分无建议。”(参见周恩来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我们不能让印度进入我军撤出的二十公里以内,不论是军事的还是民政的,都不能进来,这是中心之点。”
(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另一方面为解决建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点解释:“一、在双方官员会晤期间,在东段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军不跟进,而只可派行政人员和民政人员进驻,一直到实际控制线以南;二、中国从西段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以后,印军在九月八日以前侵占的四十三个军事哨所也就空出了,但无论是印军事人员或民政人员都不能进去,该地将是空的。”(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 中国方面表示,
如果印度同意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我们可以同意把这个建议作为中印开始谈判的初步基础。(参见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经中央批准后,这两点解释正式写入周恩来给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中。备忘录指出:“这两点只在中印双方官员会晤以前和会晤期间有效,
不影响双方官员在会晤中提出的其他建议和作出的最后决定。”(周恩来面交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1963
年1 月7 日。)

[16]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班达拉奈克夫人看了备忘录后很是赞赏,认为这一备忘录非常公正和准确地表明了中国对六国建议的意见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希望锡方转达给尼赫鲁总理的态度和建议。但是,在同印度方面接触时,她却与阿联、加纳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共同提出一个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文件”。这个文件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更符合印度的需要。其中对争论的核心即西段问题写道:“中国军事撤退所形成的二十公里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有待于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民政点的位置、数目及其组成。”关于东段,
文件认为:“印度军队可以一直开到实际控制线,即麦线以南,除了印中两国政府存在意见分歧的两个地区以外。”(周恩来复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1963
年2 月21 日。)

[17]参见《人民院辩论集》(Lok Sabha Debates),卷5,1954年,Cols.75
47—8。见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尽管这个“澄清文件”对中国很不公正,
但中国仍表示了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周恩来告诉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不然,我们就无法向我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舆论交代。”但他仍然表示:“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中印各方对六国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在会谈中解决的。”“如果印度坚持先决条件以至双方谈不起来,也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按既定计划主动后撤,
因此,我们实际上将同对方脱离接触。只要印度不进行挑衅,不进入我们空出的、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那四个地方,即不进入东段的朗久和扯冬,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侵占过的四十三个据点,那就打不起来。”(周恩来会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的谈话记录,
1963 年2 月4 日。)

[18]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1954-1957,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6710。

1963 年2 月28 日, 根据上一年11 月21
日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完成了中印边界全线从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的计划。但是,印度方面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尼赫鲁说:“只有中国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才能开始中印会谈。”
(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63 年3 月5
日。)当时,亚非六国担心形势会重新紧张起来,因此希望以中国的让步,即不提“两点解释”来满足印度的要求,以便重开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是:一方面,
明确指出尼赫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是绝对办不到的”,谴责尼赫鲁“一向劝别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谈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3
年4 月20
日。)另一方面,向亚非六国会议表示,在印度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有必要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不把接受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同时,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又一次采取重大步骤。1963
年4
月,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分批释放了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1
名准将、26 名校级军官、29 名尉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3200
多名,并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19]卡鲁纳加尔·古普塔著,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印边界秘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90页。

之后,由于各方面复杂的因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中国政府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以及所提出的积极建议,使边界的形势缓和下来,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20]D. R.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Tulsi Shah Enterprise,
Bombay, 1968, p. 138。见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111页。

亚非六国会议在斡旋中印边界问题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所提出的科伦坡建议却表现出对印度的偏袒。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曾解释说:“从公平的观点来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面提出的。”(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21]参见《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4页。

阿联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萨布里也曾解释说:“印度在这次冲突中无论在政治、军事上都打了败仗,
而中国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得到更多的帮助。”(周恩来会见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记录,1963
年4 月22
日。)这些解释反映了一些中间国家对中国普遍的认识和立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针,
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转变了他们的认识,
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周恩来曾对亚非六国会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科伦坡会议和它的建议,我们认为并不是毫无结果,而是很大的成功。因为,有了科伦坡建议,中国作了积极的响应,并采取了六七次主动措施,其中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超过了科伦坡会议建议的要求。”“一旦印度真正对我进行挑衅,科会六国就可以起作用,
可以去劝阻印度。”(周恩来会见加纳大使墨塞尔的谈话记录,1963 年7 月2 日。)
这不仅是对亚非六国会议和建议的评价,也是对如何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经验。

[22]《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1958年11月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292页。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印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关于中印边界,
虽然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两国已经确立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并且开展了多轮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践中所采取的办法和积累的经验,可以为我们继续解决好这个问题提供历史依据。

[23]《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1月2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8页。

三、老一辈革命家 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经验

[24]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114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解决中国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25]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一是边界问题涉及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应该放在国际战略的框架下来考虑,注意稳定四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解决问题的政治考虑。

[26]
《印度驻华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1958年11月8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296页。

二是边界问题涉及与邻国的关系,应该与和平外交方针相联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
“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445 页。) 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27]
《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5页。

三是边界问题涉及当事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从有利于创造国内建设和平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放一放,寻找有利时机。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28]
《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1月2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7页。

四是边界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而不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要坚持“互谅互让”
的方针,注意照顾双方利益。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29]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五是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谈判依据上,既要考虑历史情况、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和现实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30]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前言”。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31]《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10—111页。

[32]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1959,秘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981。

[33]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4月3日、24日、27日。

[34]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1959,秘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982。

[35]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19;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41271。

[36]参见《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376页。

[37]《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对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书面谈话》(1959年5月2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65页。

[38] 《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5页。

[39]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41271。

[40]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20。

[41]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三章“走向武装冲突”。

[42]印度政府1960年2月12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

[43]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三章“走向武装冲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3页。

[44]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45]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20。

[46]《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25、35—36页。

[47]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10。

[48]《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50页。

[49]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绪论”;第十章“回顾与反思”。

[50]
据印度方面的说法,至1962年7月上旬时,中印之间互换抗议照会达378次。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43页。

[51]《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56页。

[52]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四章“中国入侵东北边境特区——达旺的陷落”;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3]《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48—49页。

[54]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四章“中国入侵东北边境特区——达旺的陷落”;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5]《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61—62页。

[56]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四章“中国入侵东北边境特区——达旺的陷落”;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7]参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8]参见英国外交部文件,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0;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2;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6。

[59]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十章“回顾与反思”。

[60]参见英国外交部文件,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6;Use of anti-communist material in India,
1962,档案号FO1110/1572;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档案号FO371/170674。

[61]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绪论”。

[62] UK/US talks concerning borders dispute with India,
1962,秘密,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30。

[63]《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74、114页。

[64]《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90—91页。公开支持印度的是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同情印度的国家是突尼斯、象牙海岸、摩洛哥、多哥、阿富汗、南斯拉夫、坦桑尼亚、叙利亚和尼泊尔等国,参见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秘密,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70669。

[65]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16页。

[66]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绪论”。

[67]见《环球时报》2015年11月16日、18日。

[68]见《参考消息》201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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