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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专科高校家中国和美利坚联邦合众国极不大概开战 不然引爆全球核战

11 7月 , 2020  

www.365sb.com 1美专家认为,不同于纳粹德国,中美不存在意识形态分歧。

冷战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议事日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和关注焦点。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际防扩散机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防扩散的成效。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必须放弃选择性防扩散,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及坚持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做法,在追求自身和盟国安全的同时,也重视他国的安全,真正以平等、公正的立场对待所有扩散行为。

摘要:
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Thomas Countryman)及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和防扩散局减少威胁项目协调员邦尼•詹金斯(Bonnie Jenkins)于早前电话记者会上表示,本届核安峰会主要关注防止恐怖分子掌握核材料,中美两国在核问题上合作紧密,取得良好合作成果。托马斯•康特里曼表示,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核安全峰会是美国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避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袭击者战略中重要的一环。“今年的核峰会不仅仅只是个声明,更多的是针对现实情况作出一些实质响应。这次核峰会讨论的议题不仅是消除各国内高浓缩铀等放射性物质,也包括如何阻止一些国家获取核材料制造核武,加强全球核安全架构,从最高领导层确保核材料安全”“加强核材料安全性仅是美国核武器防扩散和军备控制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每天都在为减少核风险、生物和化学武器风险而努力。例如,美国加入伊朗P5+1核谈判,并最终促成核协议,进一步强化了国际核武器防扩散条约机制。”托马斯•康特里曼说。对于朝鲜核问题,托马斯•康特里曼表示,朝鲜核问题亦是本次峰会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说,在朝鲜和问题上,各国已走到一起并通过了20多年来最严格的对朝制裁——联合国2270号决议。但托马斯•康特里曼也表示,核峰会并不试图解决所有涉及核电或者核武器问题。核峰会主要是谈及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例如,如何阻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材料,而一些更为广泛的议程将会从核峰会中分离出来。在国际社会对朝核一致的谴责的情况下,我们以和平方式要求朝鲜政权改变其行为,放弃核武器的努力均会放在峰会外进行讨论。“毫无疑问,届时将会有大量关于朝核问题的讨论,这是现今东亚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它并不是此次峰会的焦点。”托马斯•康特里曼说。

  重启军事磋商被认为是中美军事关系重回正轨的标志,但是在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奥巴马任内,中美双方仍面临朝核危机、海上对峙和对台军售等诸多棘手问题

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12月11日发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院政治与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文章称,中美两国极不可能爆发真正的战争,这是因为中美两国不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其次全球化已经使中美经济关系空前深化,两国爆发战争会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第三,中美两国潜在冲突点有限,合作比对抗更符合两国利益。最后,中美两国都有核武器,两国间爆发的任何军事对抗,都有可能会引爆全球核战,危及双方国家生存及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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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于晓东

怀兹博士参加了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召开的一次全面对话会议,与会人员包括中国外交官和美国的中美关系专家。会议期间,中国外交官提出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他指出,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决策者对美国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关注,他们认为华盛顿在国内优先事项,以及其对中东的关注,最终会使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偏离轨道。中方与会人员还坚称中国对伊朗和朝鲜的不扩散政策和美国类似。他们指出,与华盛顿相同,中国支持制裁与外交手段并行的双轨政策,希望“大棒”与“胡萝卜”能够限制德黑兰和平壤的核武努力。

An Analysis on U. S. Post-Cold War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6月23~24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共同参与的两国第十次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

中国外交官还认为,中美两国近来的领导换届,使两国可以更容易的打造中美关系“新模式”。他们认为,通过对话与合作,中美两国能够克服不信任,避免所谓的“崛起问题”,即中国日渐增强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会招来美国或会导致两国冲突的回应。
怀兹博士称,中国决策者对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密切关注并不奇怪。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亚洲是美国新世纪战略考量的重心。他自认为是美国第一个“亚洲总统”,而且在东亚问题上花费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区都多。为了减少美国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承诺,他希望美国在那些地区的盟友能够担负起更多维持地区安全的责任,例如通过强化当地国防能力,以及在解决过渡和地区经济复苏等地区发展问题时扮演更加出色的外交角色。

刘子奎,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

  与此前很多媒体期待的不同,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和成果。会谈的过程也不像美国政府此前高调宣传的那样重点讨论朝鲜问题,更多的是各自阐述了在不同议题中的立场。

与此同时,奥巴马还鼓励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和朝鲜,利用自身资源,推动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奥巴马尤其认为,在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时,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包括使美国经济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国内挑战,以及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挑战。

冷战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议事日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和关注焦点。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际防扩散机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防扩散的成效。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必须放弃选择性防扩散,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及坚持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做法,在追求自身和盟国安全的同时,也重视他国的安全,真正以平等、公正的立场对待所有扩散行为。

  中方在会谈中特别重提了美国对台军售对两国关系的敏感性。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没有让朝核问题成为本次磋商的压倒性议题,而是借这个中断两年的磋商场合严厉表达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立场。”

怀兹博士指出,尽管中国外交官称中美在核武扩散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相同,但中美两国在处理这种问题是的做法仍有明显不同。的确,当前中美两国的防扩散目标空前相似。在过去的20年里,北京越来越愿意解决美国对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政策的担忧。中国还加入了大量的核不扩散条约和机构,同时推行范围更广的出口控制,限制可能会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技术出口。中国决策者强调中国希望实现对中美两国利益都有利的互利“双赢”结果。

美国外交与军事/冷战后/防扩散

  对台军售,一枚定时炸弹

然而,怀兹博士指出,中国却和俄罗斯一起反对针对伊朗、朝鲜以及其他违背核不扩散承诺的国家施加制裁。伊朗和朝鲜,中国企业利用联合国和西方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处罚,把其他国家企业取而代之。而且,不同于俄罗斯,中国拒绝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防扩散安全倡议”——该倡议寻求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技术与材料,及其运载平台的非法扩散。他还指出,尽管中国领导人警告德黑兰和平壤不要发展核武器,但中国决策者却更加强调与这些国家进行“接触”,而不是对他们施加制裁。从根本上讲,中国官员希望看到在这些国家的政策发生变化,而不是他们的国家政权发生变化。

冷战后,防扩散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议事日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逐步成为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和关注焦点。对于这一重要国际政治现象,国际学界多有研究。大体而言,学者们或关注防扩散与反扩散关系之研究,①或努力探讨反扩散的合法性,②或讨论能否阻止扩散,③或探讨防扩散的对策。④也有学者关注到美国冷战后防扩散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并反思美国冷战后的防扩散战略,但学者们往往持相反的看法,或认为美国防扩散战略没有效果,甚至已崩溃,或者认为它取得了极大的成功。⑤至于为什么造成冷战后的扩散,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强调外部驱动尤其是“安全困境”的作用,修正主义学者如格雷戈里·J.
拉特雷(Gregory J. Rattray)和威廉·金卡德(William
Kincade)则强调内部因素如声望、政权类型和经济状况等的影响,认为它们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⑥很明显,无论是传统观点还是修正主义观点,都忽视了美国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其消极影响。

  中美本次次防长级军事磋商是在今年2月份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宣布重启的。两国上一次军事对话还是在2007年12月。去年10月,在布什卸任前向国会通告了总价值为64.63亿美元的对台出售最新武器的计划之后,中方立即中断了两军的双边对话,以示抗议。

至于“崛起问题”,怀兹博士指出,出于若干因素考虑,中美两国极不可能爆发真正的战争。首先,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对抗不同,中美敌对关系不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其次,全球化已经使中美经济关系空前深化。身为新崛起的大国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中美两国爆发战争会使全球经济陷入萧条,不利于两国经济发展。中美两国潜在冲突点有限,对于两个国家而言,合作比对抗更符合两国利益。最后,中美两国都有核武器,他们明白,两国间爆发的任何军事对抗,都有可能会引爆全球核战,危及双方国家生存及经济发展。

本文以对美国政府相关机构大量原始档案的解读为基础,梳理美国冷战后防扩散的政策措施,讨论其特点和后果,探寻造成目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状况的原因。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中方在会谈重启之际再次进行了正式的外交抗议。对于中方的态度,美国人并不感到意外。就在会谈当日,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就援引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员丹尼·罗伊的话表示,中方会利用这次军事对话的机会强调美国对台军售会损害中美关系,以期影响奥巴马政府在下次对台军售案中的决策。

怀兹博士称,美国自然会非常关注中国的崛起对地区及全球力量平衡,以及对美国支持下的国际机构效力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老牌大国往往很难接受新崛起的国家。中国政治与安全透明度不足,导致世界对北京的目标与手段充满疑虑,这进一步复杂化了全球力量转换的过程。

一 冷战后美国防扩散的政策措施

  实际上,中方的这种表态更多地起到传递明确信息的作用,即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不容损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的空间。但是如果期待美国政府在对台军售方面作出180度的转弯则有些不现实。早在年初的亚洲之行中,希拉里就曾明确表示美国将依据《与台湾关系法》,持续协助台湾“防卫”,并出售“防卫性”物资给台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简称WMD)的扩散开始成为国际政治问题,也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主题。冷战的结束并未降低各国对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依赖,相反,各核门槛国家和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竞相渴望掌握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潜在的最大威胁”,不仅会削弱与军备控制有关的国际法机制,破坏国际法中关于使用这些武器的标准,侵蚀加强国际防扩散机制和标准的努力,而且很可能使美国国内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升温。同时,由于希望获得地区支配地位的“流氓国家”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看作是维持其政权存续、威慑地区对手、挑战美国霸权和限制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关键因素,一旦敌国或潜在敌国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实施干预的成本就会大幅增加。这些成本包括:美国难以获得实施军事干预所必需的国内政治支持,美国从外交上胁迫敌国的难度增加,美国在流动性日益增大的国际环境中活动余地将更小。所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扩散,逐步成为冷战后美国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最重要政策目标和政府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为防止扩散,美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张立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美国国内《与台湾关系法》的框架下,对台军售已经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牵扯到国会和五角大楼等各方的利益,奥巴马政府不会也无法采取断然措施。

首先,改组和新成立防扩散机构,加强协调,理顺关系。

  在过去的中美防务外交中,中国至少有两次因为涉台问题而中断了与美国的军事交流(1995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同意李登辉访美,中美两军交往中断),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对台军售仍可能成为中美军事交流关系发展的一枚定时炸弹。

美国政府参与防扩散事务的部门和机构众多,包括白宫的许多办公室、国务院、国防部、能源部、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等。为确保上述不同部门责任明确,工作卓有成效,从而更有效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对防扩散机制都进行了改革和调整。

  朝鲜“江南”号搅局

改组和成立新的防扩散机构是美国政府防扩散的最重要举措。1997年11月,国防部长发布防务能力倡议,撤销负责国际安全和扩散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职位及其功能,改由负责战略和削减威胁的助理国防部长行使;成立防务威胁削减署(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简称DTRA),它由国防部防御特别武器署(Defense
Special Weapons Agency)、现场视察署(On-Site Inspection
Agency)、防务技术安全管理署(Defense Technology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等若干职能部门重组而成,由国防部内专门增加的负责反扩散和核安全的助理部长负责,定期向总统提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情况报告,并提出应对方案。这一改革提高了国防部在防扩散决策和行动中的地位。此后,防扩散的军事化倾向明显加强。最引人注目的机构调整是1999年4月把军备控制与裁军署(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简称ACDA)并入国务院。在并入前,与扩散有关的事务分散在各地区事务司(如欧洲和加拿大事务司)和各功能性事务司(如政治、军事事务司),由负责双边事务的副国务卿和负责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协调。这不利于防扩散。军备控制与裁军署撤并后,军备控制与防扩散被纳入国务院日常事务,由负责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领导,提高了防扩散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国务院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挑战的能力,防扩散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优先的任务之一。

  本次中美防务磋商正值朝核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会议磋商的当天6月23日,被美国怀疑载有违禁武器的朝鲜货轮“江南号”刚好驶过中国上海以南海域。有外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朝鲜船只进行拦截,而中国则认为检查船只需要先掌握充足证据,拒绝采取相关行动。所以当美方官员提出朝核问题将会是磋商的重点话题时,立刻引起外界的无限遐想。

加强各防扩散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为加强彼此协调,美国政府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指导下成立诸多跨部门协调机构。作为最高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防扩散的指导原则。各跨部门机构根据指导原则制定具体领域的防扩散行动。在国家层面,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反扩散技术协调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制定关键的政策、战略、研发和后勤目标,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反扩散努力;在部门层面,作为最重要的协调行动,1994年,克林顿政府成立反扩散计划审查委员会(Counterproliferation
Program Review
Committee,CPRC),负责审查与防扩散有关的所有行动和计划。委员会由国防部长担任主席,成员包括能源部长、中情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相关负责人。该委员会被授权制定和实施有关跨部门的行动建议和计划。⑦此外美国政府还成立了防扩散和军备技术工作组、技术支持工作组、反恐怖主义和国家政策协调委员会、防扩散委员会共同体等跨部门组织。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生、化武器扩散,1990年代初,美国在各个领域成立跨部门的防扩散圆桌会议,负责协调美国政府防止前苏联境内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扩散。1996年,美国成立防生、化武器扩散中心。随着生、化武器扩散加剧,1999年1月克林顿宣布建立防生、化武器扩散特别工作组。⑧在防导弹扩散领域,美国政府成立了由国务院官员任主席的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工作组和由国务院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DOS)主持的导弹贸易分析小组,协调各部门在防导弹扩散上的努力。⑨这样,美国政府建立了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协调各个部门防扩散的完备体系。

  但是在磋商之后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表示,双方并没有在“操作层面”讨论具体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但是她接着重申中国和美国都投票赞成联合国制裁朝鲜的1874号决议,理应履行相应的责任。

其次,完善防扩散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监督和处罚制裁力度。

  根据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1874号决议,有关国家可以在本国领土内对被怀疑载有违禁货物的朝鲜船只实施搜查,在得到朝鲜的同意后,可在公海上对朝鲜船只进行搜查,如朝鲜不同意,则只能在合适的港口对船只进行检查。由于该决议并未授权有关国家在公海上强行登船搜查,在面对朝鲜“强行检查即战争”的警告面前,美国一直避免单方面使用武力强行登船检查,而是希望其他国家进行配合。此前有英国媒体报道称,新加坡已经表态,如果“江南”号开往新加坡港口的话,将遭到该国扣押。

根据冷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具体形势,美国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新法律,完善了防扩散法律体系。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半岛有共同利益,即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美国之前对朝鲜的举动进行了所谓的‘善意的忽视’,并希望继续通过多边会谈来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现在美国的让步空间已经不复存在。相比中国而言,美国更加关注防止朝鲜核武器的扩散,所以推出了‘防扩散安全倡议’。”张立平说。

1991年底,美国通过《合作降低威胁法》(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Act),该法要求对俄罗斯和新独立国家储存和拆卸核武器提供援助。该法最初的焦点是防止核扩散,但很快就扩大到防止生、化武器和导弹的扩散。它对冷战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为防止生、化武器进一步扩散和使用,1991年,美国制定了《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与战争消除法》(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Control and Warfare Elimination Act of
1991),它是美国防化学和生物武器扩散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要求对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的国家实施制裁。1992年,美国颁布了《伊朗—伊拉克武器防扩散法》(Iran-Iraq
Arms Nonproliferation Act of
1992),延长对两伊的制裁,反对向两伊转移任何有助于获得核生化武器或先进常规武器的物资或技术,并要求对任何帮助它们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实施制裁。克林顿上台后,加强了防扩散立法,1994年《防核扩散法》(Nuclear
Proliferation Prevention Act of
1994)要求对那些帮助或教唆获得核武器和那些获得或爆炸核装置的国家实施制裁。2000年,国会通过《伊朗防扩散法》(Iran
Nonproliferation Act of
2000)和《伊朗—伊拉克武器防扩散法》,规定美国将对任何帮助伊朗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实施处罚。2005年,美国通过了《伊朗叙利亚防扩散法》(Iran,Syria
Nonproliferation
Act),叙利亚也被美国纳入防扩散的范围。2006年,国会把朝鲜也列为该防扩散法的对象。为阻止导弹扩散,2000年美国制定了《导弹制裁法》(Missile
Sanction Law)。此外,美国政府不断延长《出口管理法》(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的期限。通过上述一系列立法,美国建立了完善的防扩散法律法规体系。

  “防扩散安全倡议”是美国前总统布什于2003年5月提出,旨在通过情报交流、执法合作、武力拦截等措施打击贩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活动,迄今已经由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在内的95个国家正式宣布加入该协议。中国至今对此倡议仍持保留态度。

经济惩罚或制裁是防扩散的一个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从理论上说,制裁会增加供应者的代价,并会鼓励外国政府实施更加负责任的防扩散措施,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各种实体不会帮助其他国家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有效实施防扩散制裁,美国政府积极利用本国有关防扩散法律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推动国际社会制裁扩散行为。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政府,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制裁。克林顿政府每年平均8次动用制裁,从2002年到2005年,小布什政府平均每年30次使用制裁手段,⑩奥巴马政府甚至更喜好制裁,其处罚力度也更大。其中金融制裁是美国政府最常使用的制裁手段。从2005到2007年,美国以叙利亚、北朝鲜和伊朗等所谓“流氓国家”共35个实体参与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有关的行动为由,对它们实施金融制裁。上述各种制裁措施增加了所谓“流氓国家”获得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相关材料的难度,推迟了有关国家获得核武器,为美国和国际社会采取应对措施赢得了时间。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与美国不同,朝鲜问题关系到中国切身的核心利益,甚至到目前中朝之间关系仍以合作为主。中国不能和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只能分别采取行动。

第三,强化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社会按美国的标准和原则实施防扩散。

  南海海上对峙

防扩散要获得成功,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单独实现防扩散目标。合作是可能的,因为核、生、化武器扩散是对几乎所有国家的真正威胁。

  双方防务磋商的另一个议题是两军海上安全。从3月份的美国侦察船“无暇”号与中国渔船对峙,到最近中国潜艇撞上美军驱逐舰拖拽声纳事件,中美双方在南海的海上摩擦似乎有增无减。虽然双方都以不同方式表示有必要尽可能减少海上摩擦,但中美之间对于“专属经济区”的国际法解释几乎完全对立。

与冷战时期基本以美苏双边合作防扩散不同,冷战后,作为强化国际合作的最主要方式,美国主要以国际机制框架内的多边合作为基础,经常就防扩散问题向核供应国集团(Nuclear
Suppliers Group,简称NSG)、澳大利亚集团(Australia
Group,简称AG)、导弹技术控制机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简称MTCR)、瓦斯那协议(Wassenaar
Arrangement,简称WA)四个供应方组织提出建议,要求各成员国扩大控制清单并对两用物项及有关信息和技术的出口实行控制。具体而言,美国积极参加上述四个供应方组织的会议,就防扩散方针和信息交换与各成员国磋商,努力促使各成员国配合美国,把控制焦点集中于敏感技术,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扩散挑战。美国还一直致力于协调出台一份多边控制清单并对该清单做出解释,说服导弹技术控制机制成员国“原则上”就该机制的装备和技术附件达成协议并尽快落实。美国还重新制定并更新核供应国集团和导弹技术控制机制附件中两用物项出口控制的术语,使它们与美国商品控制清单中的产品种类相一致。到2005年,美国已把众多生、化武器和小型武器列入多边控制清单,并获得上述四个国际组织支持。美国与上述防扩散组织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是成功地把美国提出的“叫价低于竞争对手”政策转变为多边政策。所谓“叫价不得低于竞争对手”,就是当某成员国拒绝出口某种可能导致扩散的物项并通知其他成员国后,其他国家都将拒绝此类物项出口。1994年后,这一规则扩大到澳大利亚、核供应国集团和导弹技术控制机制这三个组织。这样,潜在的购买者没有机会在集团成员中的另外一个国家获得出口许可证。

  在双方会谈结束后分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国防部副防长弗卢努瓦说,按照国际法,美国在公海上有巡航的自由。马晓天则重申,美国舰船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侦测活动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相关法律。

《核不扩散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IAEA)是国际防核扩散机制的重要基础,美国大力利用它们的国际核安全保证系统来保证各国核行为都用于和平目的。在国际社会与美国的努力下,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加入条约的国家不断增多。伊拉克秘密发展核武器的计划曝光后,美国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98年制定赋予该机构更大权威的安保计划,以提高发现在非核武器国家里的未被报告核行为的几率。九一一事件之后,随着美国防扩散重点的转变,国际原子能机构致力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1年以后,该机构不仅制定了关于放射性物质的安全和保险行动守则与反击核恐怖主义的行动计划,而且制定了为期四年的核安全计划。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军队的现代化,美国加大对中国海军的刺探力度,而中国方面也感到无法容忍,提高了阻挠力度。在这种情况下,要彻底解决南海海上对峙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时殷弘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作为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美国推行多边合作防扩散的重要平台。九一一事件之后,防扩散形势更加严峻,美国迫切需要通过联合国获得各国支持。2003年9月,小布什总统建议安理会通过宣布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犯罪的决议,并保证本国管辖范围内的敏感物资的安全。2004年4月,安理会通过由美国起草的1540号决议,要求各国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口、转口、过境和再出口等实施出口控制,并建立最终用户控制,对违反出口控制法的行为给予刑事或民事惩罚,防止非国家实体获取上述物项,并向安理会提交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奥巴马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他的核不扩散事务特别代表伯克(Susan
Burk)说,美国“期待与各签约伙伴国进行合作,努力确定在增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具体措施方面现在就有可能达成一致的领域,以及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将来或许能达成一致的领域”。

  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6月17日也引用美国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总裁柯罗夫(Ralph
Cossa)的话说,“中国海军越来越远地离岸行动,类似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会只增不减。”柯罗夫提议,中美间协商某种海上事故协定,以避免擦枪走火。

与各主权国家合作对于美国防扩散意义重大。与北约或友好国家合作是美国政府防扩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初期,北约对防扩散并不积极。经克林顿劝说,1994年1月布鲁塞尔峰会后,北约开始积极对待扩散问题。北约对各国特别是试图加强其外交影响的国家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建立负责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防扩散工作组,公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政策框架,强调“北约必须把政治和军事能力结合起来”,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使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与北约的合作更加紧密,2002年,北约承诺提高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能力。2003年12月,美国与北约建立新的防扩散反应机制,北约15个国家成立反击生、化武器、放射性物质和核武器战斗营,以便在任何地方都能快速地部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战斗单位,从而履行北约使命。战斗营在2004年6月形成战斗力。2007年11月,美国与北约合作,建立生、化武器、放射性物质和核武器联合防务中心,加强防扩散教育和培训。

  在会谈中,双方同意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北京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专门会议。

美国与潜在敌国进行合作是防扩散的重要保障,这突出体现为美国与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的合作。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继承了其战略力量。由于四国经济和社会形势日益恶化,核材料得不到有效的保管,容易流失,一旦这些核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扩散了,就将成为核时代最大的威胁。防止前苏联核武器、技术及相关材料扩散,成为美国防扩散的重中之重。根据1993年《合作降低威胁法》,美俄进行合作以销毁前苏联境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加强相关技术和材料的安全保障。到1996年11月,哈萨克、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销毁了各自境内所有洲际弹道导弹,并把拆卸的核弹头运到俄罗斯销毁,三国境内的所有发射装置也一并销毁。俄罗斯则大量削减了核武器。到2004年10月,俄罗斯已拆除3172枚核弹头,2008年4月,俄罗斯销毁了最后一批SS—24洲际弹道导弹。这些行动不仅有效地遏制了前苏联境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一步扩散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国家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冲动。

  “中美双方类似的海上对峙仍将长期存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它们置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时殷弘评论说。

美国的上述行动,不仅有助于防扩散,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美国在国际防扩散机制中的霸权地位和影响力。

  “新的正确方向”?

第四,建立攻防兼备的可信威慑,并与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相结合。

  尽管中美双方在很多领域存在分歧,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对中国在金融、经济和国际安全事务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在年初的伦敦金融峰会上,
奥巴马与胡锦涛会晤时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美国认为,有效的威慑使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成本要比不采取行动的成本更高,从而阻止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因此,要防止扩散,美国必须建立和实行有效的威慑。

  “中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时殷弘这样总结中美关系的现状。

战略威慑是美国威慑力量的基础。冷战后,美国努力从由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构成的旧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向由进攻性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主动与被动的防御系统及灵活反应的基础设施组成的新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转变。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十分乐观,基本保持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小布什政府认为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比冷战时更糟。九一一事件使小布什政府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断。面对“流氓国家”和恐怖分子的威胁,在2002年《核态势审查报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中,小布什政府提出建设新三位一体威慑力量,以便在面临威胁时,做出核或非核的更为灵活的反应。奥巴马政府口头表示要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但实际上继续加强进攻性和防御性威慑力量。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凯文·P.切尔顿将军(Kevin
P. Chilton)、国防部助理部长詹姆斯·N. 米勒(James N.
Miller)在《核态势审查报告》发布前表示,美国未来除保持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外,还应保持把未部署之核武器迅速部署到重型轰炸机和战略潜艇上的能力,以此防止技术或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为此,美国政府公布了新的可信替代弹头十年战略计划,延长核武器使用寿命。这样做能确保美国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不损害其威慑作用。另外,美国开发了新的战略核潜艇,以取代目前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而即使美国仍然使用现役的俄亥俄级潜艇,也有能力摧毁俄罗斯和中国所有主要城市。

  张立平则强调,应从奥巴马政府的新外交理念来理解美国对华政策。奥巴马上任后在外交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放弃了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转而强调多边外交和伙伴外交。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府以及国防部长盖茨也与布什及前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有所不同,强调以“巧实力”来代替硬实力的对抗方式。

在战术威慑方面,美国努力开发新型的可投入战斗的小型核弹。美国认为,恐怖分子、“流氓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或军事指挥中心都深埋于地下,常规武器难以实施有效打击,而战略核武器破坏性太大,因此需要研发穿透力强、威力大的钻地型核弹。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B61—11钻地核弹,但它打击经加固后的地下设施能力有限。九一一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要求研制威力更大的攻击深埋于地下的坚硬目标的钻地核弹,《2004财年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04)为此清除了法律障碍。奥巴马政府延续了这一做法,要求全面延长B61核弹使用寿命,“确保B61核弹在2017年开始投入批量生产”。

  弗卢努瓦也着力淡化中美间潜在的冲突。她表示,中美间存在的分歧,并不是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

与冷战时期着重发展战略威慑不同,冷战后,美国在发展核威慑力量的同时,非常重视发展攻防兼备的常规威慑力量。根据威慑理论,建立有效的导弹防御系统将大大增加有关国家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代价,从而阻止扩散。所以,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成为美国冷战后防扩散的最重要举措之一。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开始进行导弹防御系统试验。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积极主张部署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及其盟国不受各种导弹袭击的防御系统。2002年6月13日,美国正式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简称ABM),同年12月17日,小布什命令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奥巴马上台后,继续完善导弹防御系统。目前,美国已完成“迄今最具挑战性”的反导试验。美国认为,对目标进行全球快速打击的能力具有很高的威慑价值和战斗效果。因此,美国政府在部署防守之盾的同时,积极开发和部署全球快速打击系统。小布什政府时期就积极发展全球快速打击能力,奥巴马政府则把全球快速打击系统视为一种新的威慑形式,认为它有助于填补由于削减战略核武库留下的空缺,并为美国处理国际危机增加更多选择。因此,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审查开发可在一小时内对世界任何角落进行精准打击的非核远程打击力量的可行性。

  “奥巴马当选总统不到半年就与中国重启防务外交,可以说是非常积极的信号。通过此次军事磋商,奥巴马政府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使是在最敏感的领域,美国也愿意通过对话来解决争议。”张立平说。

与建立可信的核及常规威慑力量相一致,美国提出并积极实施先发制人的防扩散战略。小布什上台前,美国虽然以防扩散为由发动海湾战争和对非洲有关国家的军事打击,但总体而言,“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才考虑使用军事力量”。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防扩散政策的方向。在2002年1月和6月的讲话中,小布什称,为避免美国再受九一一那样的袭击,将对支持恐怖活动和输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轴心”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小布什的言论论证了先发制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此基础上,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要求“在‘流氓国家’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对美国或美国盟国威胁使用或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就快速和准确地制止它们的行动。随后发表的《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进一步强调“先发制人”的思想,要求把反扩散与先发制人的打击结合起来。至此,“先发制人”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也成为反扩散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据相关媒体报道称,弗卢努瓦在会谈中提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试图为两军关系开辟“新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无核世界”的主张,积极控制核武器的扩散,并与俄罗斯磋商核裁军问题,最近又提出了全新的中东策略。

奥巴马政府多次表示将继续先发制人打击和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盖茨曾说,因为朝鲜与伊朗不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美国“所有选择方案都已放在桌面上了”。奥巴马也多次强调,“为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我将保留所有必需的工具”。很明显,无论是“所有选择方案”还是“所有必需的工具”,都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寻求中国的合作,或许就是奥巴马期望开辟的两军关系“新的正确方向”。

最后,逐步完善并最终形成反扩散、防扩散和后果管理三位一体的防扩散模式。

  相关专题:美国测量船在中国海域违规活动

传统上,为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采取防扩散,即采取诸如制裁、出口控制等外交和经济手段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但冷战后,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几乎不受任何约束,与此同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加剧,尤其是伊拉克开发核武器计划的曝光,使美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意识到核武器扩散到激进和不友好国家的极端危险性。于是,美国提出并实施反扩散战略。1993年12月,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正式提出“反扩散倡议”(Counterproliferation
Initiative),要求“发展应对新威胁的新军事能力”,强调“将预防和防护相结合”。它标志着美国反扩散战略的正式出台。所谓反扩散,就是“国防部采取包括外交、军备控制、出口控制、情报收集和分析在内的全面行动反击扩散,以确保美国武装部队和利益得到保护”。它强调国防部做好军事准备并增加军事选择作为阻止扩散的工具。据此,许多学者把防扩散与反扩散对立起来。但二者并不对立。从定义看,无论怎么突出军事行动,反扩散与防扩散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合,克林顿的助理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就明确反对将反扩散只定义为军事打击的说法。因此,防扩散与反扩散是互补和并存的,不是对立和冲突的。2002年12月,小布什政府公布《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家战略》,把反扩散、防扩散和后果管理结合起来。以此为标志,美国冷战后防扩散、反扩散和后果管理三位一体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模式最终得以确立。

根据三位一体的防扩散要求,美国政府积极加强后果管理。国防部建立了三个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后果管理反应组,并进行训练,使成员能随时应对来自民事当局的要求,以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第一旅战斗队和第一医疗旅为核心的第一组于2008年10月正式建成,第二组和第三组计划分别于2009年10月1日和2010年10月1日投入运作。在加强应对使用生、化武器后果管理方面,国防部制定了个人、集体保护计划和清除污染计划及医学训练计划等。上述各个计划能有效地降低使用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造成的损害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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